有用与有趣
有用与有趣
有位记者采访时，突然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他说，你在苏州生活了这么多年，苏州是“鸳鸯蝴蝶派”的根据地，你和周瘦鹃等鸳蝴派的人物又很熟悉，你的创作是否受到他们的影响？
我闻此言猛地一惊，这是一种条件反射，因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的第一顶帽子是反党分子，第二顶帽子就是“新鸳鸯蝴蝶派”，曾经有幸在苏州的开明大戏院陪着周瘦鹃、程小青、范烟桥诸先生公演过一出辛酸的滑稽戏。我是配角，被打了一记耳光之后押上前台，这时候周瘦鹃先生已经被斗过多时了。
我坐着“飞机”听得耳边一喝：“你是不是鸳鸯蝴蝶派，你回答！”
这位造反者不内行，所谓的“新鸳鸯蝴蝶派”是我的同行加在我头上的，他们是内行，在“鸳鸯蝴蝶派”的前面加了个“新”字，新和旧有区别但是又有关联，你想逃也是逃不了的。造反者缺少学习，他喝令我回答时把个新字忽略了，问我是不是“鸳鸯蝴蝶派”？我当然有空子可钻了：
“鸳鸯蝴蝶派产生于二三十年代，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时我还没生下来，或者说是只有七八岁，大家看吧，我是不是鸳鸯蝴蝶派？”
台上台下的人一时都没有了声音，是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各种派别都是不吸收儿童的，这个姓陆的大概和鸳鸯蝴蝶派也没有多大的关系。那时有很多人都把鸳鸯蝶派和各种各样的造反派相提并论，而且认为参加鸳鸯蝴派的人都是些嫖妓宿娼的坏分子，是些没落的文人。
造反者的一炮没有打响，转身去问周瘦鹃先生：“陆文夫是不是你的徒弟，你回答！”
周先生一向对我比较器重，此时也已被斗得昏昏，信口答道：“是格，是格。”
这一下我可输了，屁股上被踢了一脚，两只膊膀被吊得更高点，台下的打倒之声如潮水。
那时候我已经在纱厂里劳动，曾经挂着鸳鸯蝴蝶派的牌子去游街，跪在工厂的大门口任人唾骂，上下班请罪长达一年……有过这么一段经历的人，再听到鸳鸯蝴蝶派，还要受其影响！怎能不猛地一惊呢。
不过，此种事已经过去三十年了，闻此言猛地地一惊只是一种条件反射，是一种害怕又来了的表现，如果真的不来了的话，我得承认，当年和苏州三老的交往还真的得到了不少教益，但在创作思想方面却是各各有异。
有一次，我和周瘦鹃先生闲聊，偶尔问起：“你创作时首先注意的是什么？”
周先生毫不犹豫地回答：“有趣。”
“你呢？”周先生反过来问我。
我也毫不犹豫地回答：“有用。”
有用与有趣这就是当年我们在创作思想方面的区别。但我也不反对周先生的有趣，我把周先生的有趣理解为“可读性”，一篇小说如果读起来索然无味的话，那读者为什么要花钱来受罪？
我所以认为文学要有用，那也是时代和个人的生活经历决定的。打从懂事起便是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那时读文学作品，除掉艺术上的享受之外，更主要的是求得思想上的启迪。是想从文学作品中寻求生活生活之路，救国之道。是把文学当作一种改造社会，改造世界有效手段来看待的。甚至认为它比医药更能救国救民。青年时所读的文学作品，大多是些“有用”的文学，都是些反封建，反侵略，反对压迫，追求平等的文学作品。甚至对那些闲适的美文也有意见，认为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你还在那里写些花花草草的东西。生于忧患之中的文学爱好者，大多持有此种观点。稍后便赞同文学研究会的主张了，扩而大之，觉得文学是为人生的的。再后来也赞同高尔基的说法，觉得文学是为了人类的健康、幸福与长寿。总之都是“有用”的。
一个人对文学的观点一旦形成，他往往是只能在此基础上不停地充实和扩展，在不变之中有万变。有时候也有突变，那首先是他的生活和思想发生了巨变，不完全是文艺思想的问题。
一个人创作方法一旦形成，要想在短期内作重大的改变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创作方法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它和创作思想、和生活经历，追求的目标、文学修养，欣赏的习惯，语言的运用都是联在一起的，不是你想变就变，也不是想变就会变得很好的。粉碎四人帮以后，思想解放，允许讨论和使用各种各样的创作方法，种种流派，封闭了多年的文学艺术界都想思变。记得是刚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已故的老友方之同志曾经对我说，说是我们当年就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是唯一的的创作方法，要找点书来看看，看看西方这些年来在创作方法上都有了哪些发展。过了一年多，他又说，看了很多，可是我们都用不了，看起来我们也只能守住这点儿雕虫小技了。这不仅是中轻年人如此，老年人也有此种想法。记得老书法家费新我先生，那一年曾经十分认真地和我讨论他说他想变法，他想把他的“费体”改变成一种“童体”，即写出来的字像儿童写的，在苍老中显示出一种童趣。你也不能说费新我先生的想法没有道理，可是后来却没有见到费先生的“童体”面世。真正想创作的人都不是太保守的，他们几乎是天天都在思变，但也不是随心所欲的。
我尊重各种各样的创作方法和流派，但是尊重别人并不等于要改变自己，一个创作文学作品而不是创作流派的人，并不希望大家都流到一起去，甚至于还害怕别人和自己流到一起来，造成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从而使产品卖不出去。
1997年4月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