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人的回归

四届文代会是解放以来文艺工作者一次空前的大检阅，是一支历经了数不清的苦难、被打得七零八落的文艺大军的重新会师。

　　我们的这支文艺大军如果允许作一个粗略的的分析的话，大体上是由四个时代，四种年龄的人组成的。

　　一是三十年代的老将，是和鲁迅同时代的人，如今都是七十以上的高龄。二是四十年代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战士，如今也已年近花甲。三是五十年代解放以后第一批的文学青年，如今也是五十上下的年纪。四是七十年代、特别是粉碎“四人帮”后大批涌现出来的青年，年龄都是二十多岁到三十多岁。从时间和年龄上来看，我们缺少了一代人，缺少了六十年代走上文坛，如今四十左右的一代人。并非说六十年代没有人走上文坛，但是不多，成不了一个方面军。也有人在六十年代就开始创作，但是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粉碎“四人帮”后一跃而起，加入了青年的行列，可算是迟开的蔷薇。

　　我们的四届文代会本来应该是五世同堂，现在只能是四代相聚，我们损失了十多年的时间，损失了一代人。这对我们的文学事业造成了很多困难，目前普遍地感到缺少“壮丁”。

　　我们这四代人，是四个方面军，在新的长征中要互相支援，协同作战。三十年代的老将要运筹于纬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四十年代的中将要承上启下，谋划战略与战术的问题；五十年代的末将要攻城略地；七十年代的小将要冲锋陷阵，负责炸凋堡探地雷。

　　这四个方面军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各自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困为我对第三方面军的情况比较了解，借此机会提出一点看法和意见：

　　所谓的第三方面军是指五十年代走向文坛，解放后的第一代文学青年，如今的年纪也不小了，大都在五十上下的年纪。这个方面军的人数是很可观的，大家还都记得，解放初期各方面的工作蒸蒸日上，文学也是一样，突然间涌现出一大批文学青年，有的搞创作，有的搞理论，有的搞编辑，都有一定的战斗能力。从五二年到五六年，逐年增加，异军突起。到了一九五七年的春天，当时的中国作家协会、团中央、全国总工会共同召开了一次“全国青年创作者代表大会”，周总理、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到会讲话，所有在京的老作家全部到会讲了话，有许多著名的老作家还自始至终地参加了分组讨论会，对当时的青年文学创作者的影响是很大的。前些时我在整理残存的稿件时，发现了一份当时会议的分组名单，统计了一下，当时参加会议的共有六百五十六人，再中加上因事因病，因会议的名额所限而未能参加者，我估计，五十年代走向文坛而初露头角者，不下千人。现在活跃在中国文坛上五十岁左右的作家和诗人，大多数是那个会议的参加者。所以有人说，五七年以前，那是个人材辈出的时代，“那时天公真抖擞，不具一格降人材。”文艺这一行，归根结蒂是个人材问题，为什么那个时候会人材辈出，后来就人材间出，再后来就根本不出呢？这个问题有待于理论家和领导文艺工作的同志去加以探讨。我只是说，五十年代出现的千人大军，其遭遇是十分不幸的。青年文学创作者代表大会的参加者，有百分之七十都成了右派、中右、反革命分子。文艺界被错划的右派之中，三分之二是出在五十年代的文学青年里。这些右派的“质量”不高，数量却是可观的，因为这些人当时都是十八、二十几岁，血气方刚，热情天真，不仅是思想容易解放，嘴吧也很解放，笔头子也很解放，鸣放一番，写个大字报什么的，一抓就准。抓住他们当右派，无须经高层领导人审批，一个小单位的领导人说了便可以。

　　抓他们当右派还有个好处，这些人都是无权无势的，打了他们不会伤筋动骨，又可以完成指标，何乐而不为。这么一来，这支千人大军便溃不成军了，剩下的也是时起时落，逃得过三月三，逃不过六月六。当然，也有极少数的幸运者，到最后是否幸运，这里暂且不提，要提的是这支千人大军现在哪里？不错，有一部分人回来了，在各种报刊杂志上经常见到他们的作品，比过去都有长进，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叫人看了高兴。可是，这只是少数，加起来也不足一百人。还有那九百呢，极少数的人死了，绝大部分还键在，绝大部分的人都已平反，可是绝大部分的人却没有在文学上发出声音。有的下决心不干了，有的想干，但因为荒疏已久，眼高手低，一时间写不出来。有的跃跃欲试，妻子儿女坚决反对，文学太危险了，解放以后哪一次运动不是从文艺界开始的，包括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在内。有的现在已经成了专门人材，整天忙着起草报告、写总结，忙得没有一点空隙。这一支被打散了的文艺大军所以不能重新归队，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思想问题也有实际问。因此要做思想工作也要做实际工作，要做到每一个人的头上去。据我了解，这些人也并非是心如死灰，二十多年来虽然遭受了各种苦难，还是念念不忘于文艺。他们在这二十多年间积累了大量的生活，思考了很多的问题，对这个世界的了解和理解都比以前更深，更广，一旦拿起笔来，不仅是意气不减当年，肯定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许多编辑部也有这方面的经验，偶尔收到一篇稿子，一看便知道是出于老手，一查，原来在五七年之前曾经发表过作品的。

　　一支部队被打散了之后，要重整雄风无非是两种办法，一是召回旧部，一是召募析兵，用召回的旧部为核心来扩召募新兵。我们文艺界的情况和科技界不同，和表演艺术家也不同，并非是青黄不接，也不是后继无人。科学家离不开实验室，表演艺术家离不开舞台，作家离不开生活。由于“四人帮”和极左路线的危害，科学家离开了实验室，表演艺术家离开了舞台，至使业务荒疏，后继乏人，青黄不接的情况十分严重。作家则不然，他们被“四人帮”赶到了生活的最底层，和广大的人民打成了一片。如果我们能忘却了眼泪和痛苦的话，那就可以说，中外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有那么多的文学家，那么长的时间和人民滚在一起，那么熟悉人民的生活和疾苦，了解他们的希望和企求。即使有些文学家是长期地被隔离和监禁，我觉得那也是一种生活，是一种更尖锐复杂的生活。只要思想解放，我觉得中国文学艺术的繁荣是指日可待的。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来召旧部，扩新兵，当年陈毅元帅曾经写过：“此去泉台召旧部，挥师十万斩阎罗！”那是多么的慷慨悲凉，气壮山河。今天我们能不能喊出：“此去基层召旧部，挥笔十万斩极左！”

　　已经散失了的人要召回来，当然也不会全部都召得回来，历史和时间都会对人进行筛选；即使已经召了回来的人，也逃不出未来的筛选，这里就有一个如何培养和使用的问题。

　　一般地讲，五十年代的文学青年大部分是准备不足，读过大学的人很少，留过洋的全无，大部分是中小学的程度，由于种种原因，偶尔走上创作的道路，经过多年的学习，当然也有一些进步，但是比起老一辈的作家来实在是差得很远。三十年代的作家大多是学问家，能创作，能翻译，能进行学术方面的研究，知识是很广博的。我们这一代人没有来得及学习，解放以后匆匆忙忙地写了几篇东西，然后便受批判，下放劳动、劳改，或者是调离了文学工作的岗位，风风雨雨地过了二十多年。一个作家在文化方面的修养，大体上有两种情况，一是在成为作家之前就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就已经读过万卷书，行过万里路。一种是写了一些作品之后，有计划、长时间地进行知识领域里的探求。虽然说是活到老学到老，可是一般的基础工作都是在五十岁之前完成的。人们说：“八十不算老，七十不稀奇，六十小弟弟。”这都是一种鼓励老人的说法，其实，每一个人都逃不脱自然的规律，八十岁学打拳的人，总是敌不过那些十八岁学打拳的。

　　我们这一代，都是五十岁左右的人了，开始创作之前的基础不厚，开始创作之后没有来得及补课，甚至反而倒退。因此，我们的学习问题就显得十分重要，十分迫切。一提到学习就容易想到办个读书班，开个学习会什么的。这种办法，对搞创作的人来说都不大切合实际。因为各人的需要存在着千差万别，而且都是在创作和生活的间隙里进行的。我们并不需要去参加读书班，最最需要的却是书。三十年代的作家很多都是学问家，也是藏书家，或者说总是有不少的书籍。我们很可怜，本来的书就很少，文化大革命期间抄的抄了，卖的卖了，烧的烧了，现在真可谓是手无寸铁，只有几堆报纸和杂志放在床底下面。现在，许多名著都在重印，许多类书也在重版，可是我们只能是望书兴叹，想买而没有钱。我们这些人的工资原来就不高，二十多年来非但没有提升，很多人都受到了降薪、降级的处分，现在虽然恢复了，但也只恢复到当时的水平。当年是二十来岁，光杆一人，或是刚刚结婚。现在是有儿有女，有的人快要抱孙子，穷得相当可以了，哪有余钱来卖书？照理说，作家买书应该靠稿费，可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粉碎“四人帮”已经三年多了，各个方面都在拨乱反正，唯独这个“三名三高”反不过来。物价涨了，书价也涨了，可那稿费却只有五十年代的三分之一。王蒙写了个短篇小说，题为《最宝贵的》，拿了十五块钱稿费。由此可见，最宝贵的也只值十五块钱。而且是一次付清，没有版权，到处可以翻印。他印你的书分文不给，你买他的书分文不少，不知道这是属于哪一类的价值规律？现在有人怕出版社重印自己的旧作，印了没收入，却要花钱去买书送人，因出书而负债累累。这倒是恢复了我们的老传统，叫作“毁家刻经”，那时候出一本书是要倾家荡产的！我讲这些话实在是难以启口，中国的知识分子总有点清高，君子何必曰利？唉，实在也是没有办法呀，古人到了我们这么大的年纪已经是学富五车了。那时的书少，又都是竹板刻的，五车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现在的书多，铅字也小，五车书就了不起！我们不想那么多，有一车也就够了。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真的有了一车书倒又出了问题：放在哪里？这一代人大部分刚从劳动、劳改之处回来，有的还寄住在亲戚家中，有的两三代人挤在一起，别说是放书的地方了，连放人的地方都成问题。因此，适当而又即时地解决住房，对于作家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住房对作家来说不仅仅是生活资料，而且是生产资料。作家、作家，他是在家里工作的，一个作家就是一爿生产精神产品的工厂，哪有开工厂不给厂房的？杜甫当年茅屋为秋风所破，高喊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好像他的住居条件也十分困难。不过，根据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的考证，据说那茅屋也是了不起的，屋上有三重茅，这就不是一般性的。想起来那茅屋的建筑面积也不下于一百平方米吧。我们不要那么多，有个工作室就行了，放张写字台，放两个书架子。

　　古代的文化人强调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创作的源泉无非是来自直接的和间接的生活体验，行万里路不仅可以增加生活的体验，还可以扩大视野，不至于使人坐井观天。我们过去下放劳动，体验生活等等，都是局限在一个村庄，一个车间里，看上去是深入生活了，其实这种深入是有局限的，只能说明你是深入到了生活的底层，不能说明你对生活有什么深刻的认识。生活的深度与广度是辨证的，一时一地的生活，要放在广阔的背景下来评判，才能对它有比较深刻的认识。我们过去的生活，深是深了，恐怕是太狭了一点。生在北方的人没有见过长江，生在南方的人没有见过黄河，见过太晤士河的人更加没有。出国有些困难，在国内走走还是可以的，只要不去批评人家是游山玩水，游山玩有何不可，否则的话，那些漂亮的山水诗文又是从哪里来的？你在那里摇头晃脑地朗诵着：“黄河之水天上来，奔腾到海不复回！”可你连黄河见也没有见过，惭愧。

　　我们这一代人，深深地感到失去的时间太多了，而且失去的正是精力充沛的壮年时期，要想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是不可能的了，只能是把现存的时间一个抵两个用，一点儿也不能浪费。

　　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今天，；这使得我们喜出望外，也使得我们不安与焦急。

　　1978年，四届文代会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