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鲁书妮
致鲁书妮
书妮：
你写给我的约稿信早已收到，你爸爸也在电话中叮嘱过我，要我为你所编的副刊写稿。可怜天下父母心，人家向你爸约稿，你爸还要为女儿向别人约稿。可惜我这个老伯（我比你爸大几个月）是个少产作家，一年写不了几篇稿。更何况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好，我和你爸是同病相怜，都是走几步路便要喘气，真的是“儿女情长，英雄气短”，想多写，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近年来我写稿是兴之所致，有时候觉得不必写了，这个世界上的事人家都知道了，别人都写过了，你这个老家伙安度晚年吧，又何必来揍热闹？有时候却又不自量力，似有一得之见，不免细细道来，用以娱人，亦即娱已。
去年你们召开了一个笔会，邀我参加。说实话，我真的很想来，倒不是想游山玩水，而是想会会老朋友。后来身体状况不佳，怕来了以后拖累大家，反而扫兴。还有一个暗中的原因：我现在不能喝酒了，安徽的老酒友陈登科，曹玉模也都不在了，到了安徽不见酒友，不能喝古井贡酒，那就太没劲了。
我对安徽的记忆总是与酒相联。安徽有好酒，有酒友，特别是陈登科。粉碎四人帮后，我和陈登科到北京参加四次文代会。那是1979年，许多人都是劫后重逢，特别激动，连平时不大喝酒的人都想喝两杯。我和陈登科更是每顿必喝，总是约好了时间进餐厅，不喝不散。可那时不比现在，没有酒卖，特别是没有好酒卖。我们所在的宾馆比较高级，不但有酒，而且有好酒。但有一个规定，每人只能买一小杯，不能买一大瓶。我和陈登科便请不喝酒的人帮忙，一杯一杯地买来，倒在我们的大碗里。文友们都乐于相助，而且不收我们的酒钱。
到了1981年，我和高晓声应邀到安徽来开黄山笔会，见到了分别多年的曹玉模，我们是老友，也是酒友。1957年的时候我们在北京开第一次青年创作者会议，那时侯各个省都只有文联，没有作协，我们都属于上海的中国作家协会华东分会。我和曹玉模分在华东小说组，我是副组长，组长是山东的王安友。那时候我们都年轻而企图有为，都不喝酒，只是后来大家都被反右派反得死去活来，借酒浇愁，才染上了喝酒的恶习，还要喝烈性酒，对什么葡萄酒，低度酒，都不屑一顾，认为那是女人喝的，啤酒根本不是酒，饮料而已。我还要说大话，说是此生决不戒酒，只是喝到不能再喝的时候就不喝，是不喝，而不是戒。
第一个喝到不能再喝的是陈登科，心脏出了问题。那一年他到上海来开刀，装起搏器。睡在病床上还念念不忘，说是一旦能走动便要到苏州来找陆文夫喝酒。当然，他想到苏州来也不仅是为了喝酒，他还要看望钱璎和凡一，钱璎是钱毅的姐姐，钱毅是陈登科的领路人，没有钱毅的帮助，陈登科是成不了作家的。
果然，陈登科来电话了，说是将来为他举行追悼会时，我不必去参加，参加了他也不知道，还不如乘活着的时候再喝一次！我听了觉得颇有几分悲壮，立即着手准备，请来了我的老朋友，特一级厨师吴涌根为我们准备了一席他的拿手菜，凡一带来了一瓶陈年的茅台，酒就不说了，那菜可是苏州最高水平的。
陈登科终于不能再喝了，他先我而去。我没有去参加他的追悼会，也没有发电报，我们有约在先，以酒代悼。
曹玉模的去世我是后来才知道的，他的病也许和喝酒有点关系，酒能消愁，也能消寿。不过，这也不是绝对的，你们安徽的诗人公刘不喝酒，现今也是常住在医院里。遥想公刘当年，何等意气风发，英武飒爽：“愿以剑南诗抄，换取汗马功劳！”如今不知道能否用电脑打出诗句来，前几年他来苏州时，我们没有谈文学，却谈了一些有关电脑的问题。
二十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一代人的回归》，讲述我们五十年代的这一帮文学青年，在经过了反右派和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后，又回到了文坛上来。匆匆地二十年过去了，该写《一代人的回归以后》了，这篇文章我写不出来，还是留于他人评说吧。我只能说一点，就是我们这帮人的老运不错，总算能活着看到了今天。今天人民丰衣足食，国泰民安，虽然不是完美无缺，却是超过了我们年青时代的梦想，我们笔耕一生，如果能对今天的成果有所裨益的话，那也是死而无悔了。
我本来是想写封简短的信给你，写着写着却又犯了老年人的噜苏。看看倒也像篇文章。文无定法，你看看能否发表。
祝好
陆文夫2002年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