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
-
东阳溪中赠答
《东阳溪中赠答》是谢灵运学习民歌而写成的。诗共二首，一唱一和。第一首是男子所唱，表示对濯足姑娘的爱慕。第二首是女子的回答。
东阳溪，即东阳江(今金华江)，流经今浙江东阳、金华一带。这两首诗是写这一带的风情，用民歌体，设为男女互相赠答。
第一首是男的唱给女的听，由第二首知这男的大概是往来这一带的船工。他唱道：“可怜谁家妇?缘流洒素足。”“素足”，白皙的脚。意思是：可爱哟，这是谁家的妇人?就着这河流洗她那白皙的脚。“素足”，这是极富刺激性的意象。古代妇女手足很少裸露，因此“素足”与“素手”、“皓腕”在古代诗文中常成为女性形体美的表征，成为引发男子性意识的触媒。南朝宋代一首民歌就这样写道：“揽裳踱，跣把丝织履，故交白足露”(《读曲歌》，大意为：撩起裙子在徘徊，赤脚手拿丝织鞋，有意教白足露出来)。后来李白也一再在诗中写道：“屐上足如霜，不着鸦头袜。”(《越女词》其一)“一双金齿屐，两足白如霜。”(《浣纱石上女》)还要提起的，谢灵运和李白描写的都是越女，而越女向被认为是少见的美、少见的白(杜甫《壮游》有“越女天下白”之句)，同时越中的山水又是少见的秀异，越女在这样的江水中洗“素足”，该叫少年船工如何地神魂颠倒啊。所以下面他就发痴想了：“明月在云间，迢迢不可得。”“迢迢”，高远的样子。由素足的白联想到“明月”的明，然后又以明月代指洗足妇，明月高高出没于云间，是那样引人注目、撩人思绪，但可望不可即啊。“迢迢不可得”表现出了爱而欲得又不可得的焦灼心情。
男的唱过后就是女的应答了。第二首洗足的女子唱道：“可怜谁家郎?缘流乘素舸。”可爱哟，谁家的小伙子?在江中驾驶着那白帆船。这两句与上首对应的两句只是变换了三个字，其余都是相同的。民间对歌多是如此，对歌的人往往接过挑歌的人的歌词稍作变换就脱口而出，显得机敏而风趣。这里以“郎”称呼对方，已露爱悦。“素舸”，一般解释为“无饰之船”，似嫌笼统。素者，白也，这宜指白帆、白篷之船。晋《懊侬歌》：“江中白布帆，……许是侬欢归”(江中的自布帆船，……大概是我心爱的人儿归来了)。在古代女子看来，男子肤色白、饰物白就是美，在诗中常见有称美“白面郎”、“白帽郎”、“白马儿”的语句。这里的“素舸”也是带有很浓的感情色彩的。她看到可爱的少年乘坐素舸，又听到他以热烈的情歌相赠，可以想见那有多大的诱惑力，于是她便以心相许了：“但问情若为，月就云中堕。”这是说：要问 -
和胡西曹示顾贼曹
《和胡西曹示顾贼曹》为陶渊明作品之一。这一首诗作年无考，研究陶诗的人，有把它系于公元403年(晋安帝元兴二年癸卯)的。如按其说，则诗作于《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之后，《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之前。此前一年，荆州刺史桓玄举兵入京，窃取文武最高官职，总揽朝政;这年春天正月，又加大将军封号，篡晋的迹象已经显著，这意味着政治上一场大变故即将来临。这时渊明丁母忧家居，面对朝廷变局，既无能为力;自身生活，也得赖躬耕自给。题目所示，是胡西曹写诗给顾贼曹，而渊明又作诗和之。胡、顾名字都不详。西曹、贼曹是州县属官名，前者主管人事、选举，后者主管治安。诗是平常酬和之作，并不经意写，但若联系这时期的政治背景和渊明自己的处境来看，则思想感情自然也并不简单。
这首诗在陶诗中是写得较平凡的，朴质无华，它的转接突然的地方，也表现它的“放”和“直”，即放手抒写，直截不费结撰。但也有它的含蓄，有它的似拙而实高，它的奇特过人，即不露痕迹地表现作者襟怀的开阔和高远。
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作者的处境，“猖狂”的来龙去脉，也就有迹可寻，即是对于黑暗、险恶的政局和自身抱负莫展的愤激。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说：“此诗赋而比也。盖晋既亡于宋，如重云蔽日而阴雨纷纷，独公一片赤心如紫葵向日，甚为可爱，而又老至，不能及时收获，渐当复衰，此公之所以感物而独长悲也。”话未免有点穿凿，把“重云”、“紫葵”等句都作隐喻之辞看，真有点读陶诗如解释阮籍《咏怀》诗的味道了。如按前文系年，则这时晋并未亡于宋;把渊明对于东晋皇帝的态度当作葵花向日，也未免小看他的心迹。把这些诗句都作赋体看，并不妨碍读者从中可以看出诗人的政治热肠和人生态度，看出他的高出常人的地方，即在艰难的生活中不忘济世。诗写得很随便，却有深远的意境。王夫之《古诗评选》说此诗：“广大深邃，学陶者何尝见其涯涘。”看来是别有会心，而非故作高论。 -
石室山
《石室山》是南朝山水诗人谢灵运在家乡始宁墅写的一首诗，这首是谢灵运诗中少见的没有带“玄言尾巴”的诗篇，是谢诗中较为浑成的一篇。
这是一首纪游诗。诗的前六句写一个天气清爽的早晨，诗人为探幽索奇，放舟江中，越过城郊林野，向前疾驶而去。随着舟驶水逝，那江心兰草丰茂的沙洲，仿佛在急急地向后退去;而前方本来隐隐可见的长满苔藓的青山，去逐渐高大起来。举目远望在那大片森林的一角，石室山秀峰峭拔，耸出林表，一条清泉飞瀑，自山顶倾泻而下。“莓苺”以下四句，构思极精妙，是全诗的精彩处。前两句是以动观静的妙笔。后两句则一句写石室之高，一句写瀑布之长，造成了山水相映成趣的生动感。
诗的中间四句，转写石室山的清冷孤寂。虚泛，空广之意，这里用以形容水。那清澈的江流，由于地处偏远，无人赏识，所以说它徒自“虚泛”，空流千载。那峻峭的石室山，同样也因地处僻野，徒自“峥嵘”，孤寂冷落，已非一日。这二句分写山水，承上各句。下二句是总写，言山水虽清幽如此，但却不被乡村人所知晓，甚至樵采之人，也被山风和云岚所阻隔，无法来到。言下大有为石室山的不遇深深叹惋之情，自然，此中也隐含着诗人政治上不得意的苦闷。
山水既难以深入，仕途也不见顺利，诗人只得在求仙访道中寻找精神慰藉。诗的后六句即具道此意。“微戎”当是“微我”之误，即“非我”之意。“总笄”是以簪束发，指刚刚成年。“乔”即仙人王子乔，“灵域”指他隐居之地。“微戎”二句是说：自己年轻时虽未能云游，但早已企羡王子乔的升仙;现在身处这幽绝的山中，不由觉得此处就是他韬光藏隐的地方，自己的心灵也似乎与他沟通起来。言下之意，这儿已恍若仙境，自己就不必“远览”了。在最后两句中，诗人站在合欢树下，摘下它的花瓣，玩赏着它那还带有寒意的枝条，心灵已经与这仙气缥缈的石室山冥然契合了。这种无比宁静的境界，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全诗就在这种物我相契、浑然为一的气氛中拉上了帷幕。
这首诗有两点比较突出，一是以石室山的无人赏识来比照自己政治上的不得意，二是结尾没有常见的“玄言尾巴”，而是塑造了一个“摘芳弄寒条”的诗人形象。 -
咏三良
《咏三良》为魏晋时期诗人陶渊明所作。从这首诗的内容来看，当作于宋武帝永初二年（421）之后不久，暂系于永初三年，陶渊明五十八岁。
-
酬丁柴桑
《酬丁柴桑》为魏晋诗人陶渊明作品之一。
-
九日闲居
《九日闲居》为晋宋时期诗人陶渊明晚年所作。这首诗根据其小序中所说的情形来看，与此诗中所叙之事略同，考王宏为江州刺史始于公元418年（义熙十四年）。
据《宋书·陶潜传》载，陶渊明归隐后闲居家中，某年九月九日重阳节，宅边的菊花正开，然因家贫无酒，遂在菊花丛中坐了很久，正在惆怅感伤之际，忽然做江州刺史的王宏派人送来了酒，渊明也不推辞，开怀畅饮，饮则醉，醉则归，不拘礼仪，颓然自放，表现了他不受拘束，纯任自然的天性。这首诗根据其小序中所说的情形来看，与此诗中所叙之事略同，考王宏为江州刺史始于公元418年（义熙十四年），时渊明已过五十五岁，可见此诗是他的晚年所作。
此诗以说理与写景与抒情融合在一起，体现了陶诗自然流走的特点，其中某些句子凝练而新异，可见渊明铸词造句的手段，如“世短意常多”、“日月依辰至”及“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等虽为叙述语，然遒劲新巧，词简意丰，同时无雕饰斧凿之痕，这正是陶诗的难以企及处。 -
登石门最高顶
《登石门最高顶》为谢灵运诗，分三个层次。起二句点题，写晨登夕栖。“疏峰”以下十句，写宿山之所见、所闻。“沈冥”以下八句：即景抒情，结出诗旨。诗中的情理，仍不外乎谢客归隐诗之常径，一归之于庄子与大道合一，居常处顺，随缘推移，以养生终年之论;而其实则含隐有因仕途失利而生的愤懑不平，所谓安命云云，多少带有一种自我排遣的意味。诗的佳处是融情造景的精致有含与结构布局上的顺逆疏密，二者相合形成全诗森然傲兀的意态。
石门山，在今浙江嵊州市，谢灵运《游名山志》说：“石门涧六处，石门溯水，上入两山口，两边石壁，后边石岩，下临涧水。”又云石门为己南居。谢集中更有《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濑茂林修竹》诗、《石门岩上宿》诗，会同参看，当是宦海挫折，归隐所作，唯具体时间难以确定。有的选本谓《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濑茂林修竹》诗为公元423年(景平元年)由永嘉归隐作，此诗及《石门岩上宿》为公元428年(元嘉五年)由秘书监任，不得意称疾东归后作。似并无确据。至于王渔洋谓石门在庐山，方东树谓在永嘉，似均因未见《游名山志》之故，不足为训。
诗中的景物全由第二句“夕息”二字生发，以所宿之“高馆”为中心视点，写视觉与听觉印象。“疏峰抗高馆，对岭临回溪。”先总写高馆位置。疏即分疏、整治之意，抗即举也。有人将“抗”解为对抗之抗，谓上句是高馆对疏峰之意。似是而实非，因下句有“对岭”二字，则是相重。其实上句句法一同于班固《西京赋》 “疏龙首(山)以抗殿”，此馆分疏山峦而高踞峰顶，又遥对岭崖，深临回溪，真有独立中天，俯视万类之势。由高馆向下望去，近处是高木成林拱卫着山馆，乱石堆砌簇拥着阶基，人工的馆舍与自然的石木连成了一体。再举目远望，山岩叠连，竹林密排，使望中山路似断似续，曲曲弯弯，夜色中显得似有若无，迷迷离离。这景况当使来者失路徘徊，去者因找不到归径而迷茫。身居于此山之中，远处传来活活……活活……的声响，那应是山泉在冥色中流驶吧;噭噭连声，此起彼伏，正是那山中猿猨在夜月下悲啼。这时清森卓拔的山居又笼罩上一层凄迷空漠的色调，于是诗人自然从这“沈冥”之境中生发出了前述的感想。 -
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
《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是陶渊明的作品。诗人自归田以来，已经度过了十二年的躬耕生活。其劳作是勤苦的，生活是贫困的，但诗人却从中获得了极大的满足与安慰，这首诗就着重表觊了这种情怀。诗中写景形象生动，有力地烘托并体现了诗人内心情感的起伏波动。
这首题为《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的诗，是陶渊明五十二岁时所作。在诗人的许多作品中，此诗似乎不算最为传诵的，历来的论者有的比较欣赏象“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忘情世事的诗句；有的又好谈“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那种“金刚怒目”式的内容。其实，上述两类作品虽各尽其妙，而此诗却亦有其不可忽视的独特价值，只是较少人加以阐述而已。
象这首诗所写的内容，在我国文学史上确是十分罕见的。古代的作家同情农民疾苦的为数不少，但象陶渊明这样通过亲身体会，生动地写出“旧谷既没，新谷未登”时那种窘迫之情的作品，则几乎绝无仅有。这首诗之所以可贵，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
戊申岁六月中遇火
《戊申岁六月中遇火》，陶渊明诗。陶渊明归田的第四年六月，一场大火烧毁了他家的房子，使他陷入了困窘的境地。“草庐寄穷巷，甘以辞华轩。”起头两句写他这几年的平静生活，“正夏长风急，林室顿烧燔。”天炎风息，丛集在一起的房子顿时烧掉了。作者“遇火”前后的生活情景和心情，很是真切，也很自然。比如遇火前后作者心情由平静到不平静，是几经波折，多种变化，但都显得入情入理，毫不给人以故作姿态之感。
这首诗写作者“遇火”前后的生活情景和心情，很是真切，也很自然。比如遇火前后作者心情由平静到不平静，是几经波折，多种变化，但都显得入情入理，毫不给人以故作姿态之感。火灾的打击是沉重的，不能不带来情绪的反应，此诗若一味旷达，恐非合乎实际了。诗人的可贵，就是以平素的生活信念来化解灾变的影响，以面对现实的态度坚定躬耕的决心，他终于经受住这次考验了。 -
相逢行
《相逢行》是南北朝时期杰出的诗人谢灵运的诗作之一。
-
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
《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为晋宋时期诗人陶渊明所作。
乙巳岁，即公元405年（晋安帝义熙元年）。这年初陶渊明担任江州刺史刘敬宣（官号建威将军）的参军，三月奉差使去京都建康，这诗是途中泊舟于钱溪所作。钱溪，即梅根冶（今安徽贵池梅埂），这是当时沿江的一个有名的港口。这里风光秀丽，南边丕远就是九华山（当时叫九子山），江上看九华，向为诗人歌咏的佳境。此诗的前半写在此“看山川”，后半是感怀。
陶渊明写有四题五首行役诗，首首都表达了对田园的怀恋，而各首写作时间和背景并不相同，这说明了他厌恶仕途、向往自然的思想是一贯的。就在这首诗写后的几个月，他写出《归去来兮辞》，永久地离开了使他感到“违己交病”的仕途。与另几首行役诗相比，这首诗的结构显得整齐些，两半匀称，界限分明。在情景关系上，另几首差不多是山水的纡曲、险阻引起行役之叹，而这首则是写山川之美，由异地之美引起对故园之美的相关联想，读来似乎让人觉得亲切些。引起这种相关联想也许是钱溪此地的山川风光与柴桑的山川风光相似的缘故，此诗谓“晨夕看山川”，两年前作者于乡居中写“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饮酒》其五。按古直、逯钦立谓此组诗作于公元403年即元兴二年）情形是很相似的。如果有兴趣对两地风光实地考察一下，或许能证明这个推测并非虚妄。 -
折杨柳行
《折杨柳行》是晋代诗人谢灵运诗作。
-
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
《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为东晋诗人陶渊明作品。公元404年(晋安帝元兴三年)，陶渊明已四十岁了，为生活所迫，出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赴京口(今江苏镇江)上任。往昔的生活经历使他对官场的黑暗已经有了十分深切的了解，口腹自役，这与作者的本性又格格不入，行经曲阿(今江苏丹阳)时，他写下了这首诗，诉说内心的矛盾和苦闷。
陶诗总的特点是亲切、平易。其述志诸作多如朋友相聚，一杯在手，话语便从肺腑间自然流出。初看似略不经意，细读却深有文理。这首诗便正是如此。这首诗层次非常清晰，吐露自己赴任途中的内心感受和心理变化，既坦率，又细腻含蓄，确是作者精心结撰的佳作。这可算是此诗的一个重要特点。
陶诗的遣词造句，常于平淡中见精采。粗读一过，不见新奇;细细品味，则颇有深意。如“时来苟冥会”一句，写作者在应征入仕这样一种“时运”到来之际，既不趋前迎接，亦不有意回避，而是任其自然交会。一个“会”字，十分传神地表现了作者委运乘化，不喜不惧的道家人生态度。又如“目倦川途异”一句，一本“异”作“永”，依笔者拙见，“异”字远胜于“永”字。从浔阳至曲阿，沿途既有长江大川，亦有清溪小流，既有飞峙江边的匡庐，亦有婉蜒盘曲的钟山，可谓美不胜收。一个“异”字便涵盖了江南的山水之胜。然而面对如此美景，酷爱大自然的诗人却感到“目倦”，使人奇怪。对景物之“目倦”，实际正反映了作者对出仕之“心倦”。“倦”、“异”二字，含义何等丰富。其他如“宛辔憩通衢”之“憩”字，“暂与园田疏”之“暂”字等，也都是传神阿堵。 -
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
《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作于晋义熙十二年（416），陶渊明五十二岁。
萧统《陶渊明传》说：“刺史檀韶苦请续之出州，与学士祖企、谢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讲《礼》，加以雠校。所住公廨，近于马队。是故渊明示其诗云：‘周生述孔业，祖谢响然臻。马队非讲肆，校书亦已勤。’”从诗中“意中人”等语中可以看出，陶渊明与周续之等三人亦为知交好友。陶渊明认为他们校书讲《礼》，十分勤苦，这是对孔子之业的发扬光大，值得赞扬；但他们的所居之处近于马队，与所从事的事业极不相称，未免滑稽可笑。所以诗中有称扬，也有调侃，最终以归隐相招，表明了诗人的意趣与志向。 -
阿金
《阿金》是鲁迅《且介亭杂文》中的一篇散文。
鲁迅的杂文《阿金》写于1934年12月，曾寄《漫画生活》，但当时并未发表，因为被检查官“抽去”，1936年2月才在《海燕》第2期发表，鲁迅生前编入《且介亭杂文》。无论从哪方面看，《阿金》都应该属于鲁迅杂文中的经典名篇，但关于它的阐释却相对薄弱，在过去不多的研究文章中，大部分集中在讨论“阿金”的劣根性上，甚至进行政治化的图解，另一部分则借此文来暴露国民党审查制度的愚蠢可笑。
《阿金》是鲁迅小说《且介亭杂文》中特别的一篇，写的是上海弄堂一个普通娘姨（女仆）激起的风波。看来事小，但正如鲁迅自己所言：”阿金的相貌是极其平凡的。所谓平凡，就是很普通很难记住……可她就摇动了我三十年来的信念和主张。”也许阿金从前长相不是这样，因为她成了阿金，相貌就变得极平凡且让人厌恶。
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鲁迅先生笔下出现的人物可谓过目不忘，每个人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阿Q、祥林嫂、孔乙己、华老栓等。除此，我以为还有一个人物可榜上有名，那就是鲁迅小说《阿金》里面的“阿金”了。 -
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
《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为晋宋诗人陶渊明所作。此诗写同几位友人共游周家墓柏下的情景。在“天气佳”的背景下，此次游赏处处充满着轻松与欢乐，以至于使诗人完全忘情而酣饮欢歌。但就在这轻松、欢乐的背后，却隐藏着诗人内心深处的苦闷：“余襟良已殚”。
这首诗就内容看，当是陶渊明归田以后的作品。题目中的“诸人”，有的注本据《晋书·陶潜传》载渊明归田后：“既绝州郡觐谒，其乡亲张野，及周旋人羊松龄、庞遵等，或有酒邀之”，认为可能即是指张、羊、庞等一些人。“周家墓”，据《晋书·周访传》，周访居住寻阳，与渊明的曾祖陶侃友好，把女儿嫁给陶侃的儿子。传文说：“陶侃微时，丁艰，将葬，家中忽失牛而不知所在，遇一老父，谓曰：‘前冈见一牛，眠山污中，其地若葬，位极人臣矣。’又指一山云：‘此亦其次，当出二千石。’言讫不见。侃寻牛得之，因葬其处，以所指别山与访。访父死，葬焉，果为刺史，著称宁、益。自访以下，三世为益州四十一年，如其言云。”陶澍注本，据此而说：“周、陶世姻，此所游，或即家墓也。”这些虽无确指之证，但可供参考。
这首诗，篇幅简短，内容平凡，但却博得很多人的赞赏，当有其不平凡的所在。说平凡，如“今日天气佳，清吹与鸣弹。”“清歌散新声，绿酒开芳颜。”写在某一天气候很好的日子里，和一些朋友结伴出游，就地开颜欢饮，或唱“清歌”，或吹管乐和弹奏弦乐以助兴。这都是很普通的活动，诗所用的语言也很普通。说不平凡，因为所游是在人家墓地的柏树下，要“为欢”偏又选择这种容易引人伤感的地方。在引人伤感的地方能够“为欢”的人，不是极端麻木不仁的庸夫俗子，应该就是胸怀极端了悟超脱，能勘破俗谛，消除对于死亡的畏惧的高人。渊明并不麻木，他明显地“感彼柏下人”死后长埋地下所显示的人生短促与空虚；并且又从当日时事的变化，从自身的生活或生命的维持看，都有“未知明日事”之感。在这种情况下，还能“为欢”；还能做到“余襟良已殚”，即能做到胸中郁积尽消，欢情畅竭，当然有其高出于人的不平凡的了悟与超脱。以论对于生死问题的了悟与超脱，在渊明的诗文中，随处可见，如《连雨独饮》：“运生会归尽，终古谓之然。”《五月中和戴主簿》：“既来孰不去，人理固有终。”《神释》：“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 -
五月旦作和戴主簿
《五月旦作和戴主簿》为魏晋时期诗人陶渊明作。此诗写于晋义熙九年（413），陶渊明四十九岁。 诗人从时光的流逝、季节的回环往复和景物的荣衰更替，而体悟到人生有始亦必有终的道理。认为人们只要认识到了这种自然的规律，便可以逍遥任性，随顺自然，无喜无忧，以终天年，从而也不必去求仙访道了。
-
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
《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是陶渊明仿照那种样式写给自己朋友的一首诗。主簿、治中都是官名，是当时州刺史的秘书、助理。庞主簿指庞遵，邓治中其人不详。因为诗中有“僶俛六九年”字，故知此诗是作于诗人五十四岁，当时为公元418年（晋安帝义熙十四年）。汉代乐府《相和歌》中有《楚调曲》，《楚调曲》中有《怨诗》一题。
作品分前后两段，前段十四句，诗人从自己半生的艰难遭遇出发，对自古以来众口所说的天道鬼神的存在提出了怀疑。开头两句是结论，是贯穿全段的。下面的十二句是这个结论所由得出的事实根据。他说：从刚刚成人(结发)那个时候起，我就一个心眼地想着做好事，苦力巴结(僶俛)，到现在已经五十四岁了。自己的遭遇又是如何呢?二十岁(弱冠)，世道乱离，苻坚南侵;三十岁(始室)，家门不幸，死了妻子。再以后就是天灾屡降，气候反常，先是荒旱不已，螟蜮丛生;接着又是狂风暴雨，铺天盖地，闹得庄稼收不了一把，从而挨冻受饿，自己的经济生活现在已经完全陷入绝境了。看看这种现实，这说明根本就没有什么“福善祸淫”的天道鬼神。后段共六句，写他面对目前这种艰难处境的思想活动。他愤慨地说：我今天陷入到这个如此穷困悲凉的境地，这都怪我自己，怨不得什么别的天命或人为;历代圣贤不总是教导人们要立德、立功、立言，要名垂青史，像画麒麟么，但是在我看来，这些就如同过眼的烟云一样无足轻重，我自己在这里慷慨悲歌，我别无他求，我以有你们这两位像锺子期一样的知音人而感到欣慰与自豪。
这是表现陶渊明晚年的生活景况及其思想情绪的一篇极其重要的作品。陶渊明以“田园诗人”著称，他的作品流传最广而又最脍炙人口的是《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记》这种文，和《归园田居》、《和郭主簿》、《饮酒》这种诗。后来经过鲁迅先生的批评提醒，人们又开始注意了《咏荆轲》、《读山海经》等少数所谓带有点“金刚怒目”式的作品，而真正了解陶渊明晚年的生活与思想的读者仍是不多。因此，读者有必要向了解《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这首诗。 -
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
《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为陶渊明作品。401年，辛丑岁，晋安帝隆安五年。陶渊明在桓玄幕府里供职。7月，再次返回江陵的官府。江陵即今湖北荆州。路经涂口时，诗人写下这首诗。涂口，在今武汉，即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金口街。
这是陶集中为数不多的行旅诗之一。辛丑，指公元401年(晋安帝隆安五年)。赴假，即销假。涂口，地名，即今武汉市江夏区金口街，北宋前名涂口。江陵(今属湖北)，是当时荆州刺史桓玄的驻所。题云“赴假还江陵”，可见诗人正在桓玄处任僚佐。至于他担任何职，因何请假，这些都不得而知了。桓玄是一个雄踞上游、时时觊觎着晋室政权的跋扈军阀。在作者写这诗的次年，他便举兵东下建康，翌年废晋安帝自立，国号为楚。此诗从表面上看，似乎只是在表现一种“小雅”、“国风”中常见的行役告劳、厌弃仕途之感，但如果联想到渊明所处的环境，则诗中投冠还乡的意愿表现得如此明确而又坚决，自然应该视之为他已经对桓玄有了较清醒的认识，而急欲摆脱这个是非之所。因此，到了这年冬天，他就因母丧去职，从此和桓玄、江陵再也不相干了。
诗中作者用白描手法写江上夜行的所见、所遇，无一不真切、生动，发人兴会。其抒述感慨，都是发自肺腑的真情实语。方东树说：“读陶公诗，专取其真。事真、景真、情真、理真，不烦绳削而自合”;又说：“读陶公诗，须知其直书即目，直书胸臆，逼真而道腴”(《昭昧詹言》)，此篇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
关于鲁迅
《关于鲁迅》是鲁迅先生的论敌梁实秋先生近年所写一些文章的合集，由台湾的出版社出版。文章内容也在文学界一度引起了争议。读者可以从相同和不同时期的拥有“鲁迅之我观”，对鲁迅以一种怎样的眼光，怎样的态度，怎样的方法来评价鲁迅窥察到该怎样对待“鲁迅”。
梁实秋在《关于鲁迅》描写：鲁迅的作品，比较精彩的是他的杂感。但是其中有多少篇能成为具有永久价值的讽刺文学，也还是有问题的。
在小说方面，他的短篇小说最好的是“阿Q正传”，其余的在结构上都不像是短篇小说，好像是一些断片的零星速写，有几篇在文字上和情操上是优美的。在文学的研究方面，鲁迅的唯一值得称道的是他的那本“中国小说史略”。在中国的小说方面他是下过一点研究的功夫的…… 五四以来，新文艺的作者很多，而真有成就的并不多，像鲁迅这样的也还不多见。
但是要作为一个文学家，单有一腹牢骚，一腔怨气是不够的，他必须要有一套积极的思想，对人对事都要有一套积极的看法，纵然不必即构成什么体系，至少也要有一个正面的主张。鲁迅不足以语此。他有的只是一个消极的态度，勉强归纳起来，即是一个“不满于现状”的态度。这个态度并不算错。
《关于鲁迅》中开篇便写了自己写作这篇文章是在自己猜测所谓的年青朋友的三种可能的动机下决定的。像他所说的一样，“其实，我是不愿意谈论他（鲁迅）的。”客观存在着这样的一种对待鲁迅的客观态度，应该是梁实秋在自己的生活路途上的一种现实的折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