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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子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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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歌
《弹歌》选自《吴越春秋》。《吴越春秋》记载，春秋时期，越国的国君勾践向楚国的射箭能手陈音询问弓弹的道理，陈音在回答时引用了这首《弹歌》。《吴越春秋》为东汉赵晔所著，成书较晚。但从《弹歌》的语言和内容加以推测，这首短歌很可能是从原始社会口头流传下来而经后人写定的(相传黄帝所作)。这是一首反映原始社会狩猎生活的二言诗，句短调促，节奏明快，读来很有情趣。
此篇和《伊耆氏蜡辞》都是上古歌谣。所谓的上古歌谣，指产生于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早期的民间歌谣，是《诗经》以前人民的口头创作。由于年代久远，原始社会的口头创作流传到后世并被记录下来的寥寥无几。现在能见到的上古歌谣，多数是进入奴隶社会以后的产物。见于《周易》的较多，在《尚书》、《礼记》等古代典籍中也偶有记载。上古时期，生产力落后，还没有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因而还不可能出现后世所谓的“纯文学”。
上古歌谣在思想内容上的最大特色是与现实生活的紧密联系。在艺术形式上，作为古老的民间口头创作，一般都具有字句简短、语言质朴和节奏明快的特点。通过对《弹歌》等的赏析，读者可以更为具体地加深对上古歌谣的认识和了解。
《弹歌》选自《吴越春秋》。《吴越春秋》记载，春秋时期，越国的国君勾践向楚国的射箭能手陈音询问弓弹的道理，陈音在回答时引用了这首《弹歌》。《吴越春秋》为东汉赵晔所著，成书较晚。但从《弹歌》的语言和内容加以推测，这首短歌很可能是从原始社会口头流传下来而经后人写定的。这是一首反映原始社会狩猎生活的二言诗，句短调促，节奏明快，读来很有情趣。
全诗才八个字，却写出了从制作工具到进行狩猎的全过程。 -
麦秀歌
《麦秀歌》是商纣王叔父箕子朝周时慨愤而作的诗篇。此诗在寥寥十数字中，将亡国惨状和亡国原因和盘托出，而且又是凄凉悲惋。后世对此诗评价甚高。
《麦秀歌》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文人诗。在此之前，据传夏启曾作有《九辨》《九问》，其词早已失传，夏商之际有《刺奢篇》，但作者已失考。
《尚书大传》卷二：“微子朝周，过殷故墟，见麦秀之蕲蕲兮……曰：此父母之国。乃为《麦秀之歌》，曰：‘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我好仇！’”《史记·宋微子世家》亦载此事，“微子”作“箕子”。
箕子是殷纣王的叔父，生长于古都朝歌（今淇县）。《麦秀歌》是富于感情而为血和泪的文学。“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麦子吐穗，禾黍茁壮，本是一番喜人的丰收景象。然而，对于亡国之人，感念故国的覆灭，心头自别有一种滋味。《中国文艺词典》称：《麦秀歌》“文词非常悲美可爱，含义最深，为后世寓意诗的发端。”后人常以“麦秀”、“黍离”来表示亡国之痛。“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纣王的拒谏，致使殷商亡国，这悲恸永远成为诗人心头的创伤。可谓百感交集。
诗中叠字“渐渐”“油油”的运用，语气词“兮”的安置，形成一种音律美，达到声情相生的完美境地，显出与《诗经》一脉相承的艺术特征。 -
六韬
《六韬》，又称《太公六韬》或《太公兵法》，是中国古代著名兵书。《隋书.经籍志》注云：“周文王师姜望撰。”姜望，又称吕望，字子牙（一说字尚），俗称姜太公、姜子牙，为西周开国功臣、齐国始祖。历史上，对于《六韬》的作者、成书年代及书的真伪争议颇多。宋代以来，基本否定该书为吕望所作，认为是汉以后人伪托。1972年山东省临沂县银雀山西汉墓出土了一大批竹简，其中有《六韬》残简54枚，说明《六韬》在西汉前已流传于世，而非汉以后人伪托。
《六韬》是一部集先秦军事思想之大成的著作，《六韬》通过周文王、武王与吕望对话的形式，论述治国、治军和指导战争的理论、原则， 对后代的军事思想有很大的影响，被誉为是兵家权谋类的始祖。司马迁《史记·齐太公世家》称：“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北宋神宗元丰年间，《六韬》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为武学必读之书。《六韬》在16世纪传入日本，18世纪传入欧洲，现今已翻译成日、法、朝、越、英、俄等多种文字。 -
荀子
《荀子》是战国末年著名唯物主义思想家荀况的著作。该书旨在总结当时学术界的百家争鸣和自己的学术思想，反映唯物主义自然观、认识论思想以及荀况的伦理、政治和经济思想。
《荀子》全书论说方面极广，张觉在他的《荀子译著》说：“纵观荀子全书，凡哲学、伦理、政治、经济、军事、教育，乃至语言学、文学皆有涉猎，且多精论，足以为先秦一大思想宝库。荀子的思想偏向经验以及人事方面，是从社会脉络方面出发，重视社会秩序，反对神秘主义的思想，重视人为的努力。” -
中庸
《中庸》是《四书》之一，与《大学》同为《礼记》中的一篇，不过从汉代起似乎就单独流传。
《中庸》的作者被认为是孔子孙子子思，《中庸》一书的得名，是由于内容以不偏不倚的“中庸”为常道，而“庸”就可以当作“常”解释。又有的人主张“庸”是用的意思，中庸就是使用中道，也就是“执中”的意思。
关于《中庸》一书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历来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说法。传统观点认为是战国中期子思所作，另一种观点认为作于秦朝统一六国之后，不同意子思作《中庸》的说法。
中庸是人生的大道，是事业成功、生活与健康的根本理论，基本包含三层意义： 第一层意义：中不偏，庸不易。是指人生不偏离，不变换自己的目标和主张。这就是一个持之以恒的成功之道。孔子有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第二层意义：指中正、平和。人需要保持中正平和，如果失去中正、平和一定是喜、怒、哀、乐太过，治怒唯有乐，治过喜莫过礼，守礼的方法在于敬。所以月牙山人说：只要保持一颗敬重或者敬畏的心，中正、平和就得以长存，人的健康就得以保障。 第三层意义：中指好的意思，庸同用，即中用的意思。指人要拥有一技之长，做一个有用的人才；又指人要坚守自己的岗位，要在其位谋其职。 -
墨子
《墨子》这本书是墨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对墨子言行的记录。《墨子》是阐述墨家思想的著作，原有71篇，现存53篇，一般认为是墨子的弟子及后学记录、整理、编纂而成。
《墨子》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记载墨子言行，阐述墨子思想，主要反映了前期墨家的思想；另一部分《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等6篇，一般称作墨辩或墨经，着重阐述墨家的认识论和逻辑思想，还包含许多自然科学的内容，反映了后期墨家的思想。[5] 在逻辑史上被称为后期墨家逻辑或墨辩逻辑（古代世界三大逻辑体系之一，另两个为古希腊的逻辑体系和佛教中的因明学）；其中还包含许多自然科学的内容，特别是天文学、几何光学和静力学。
《墨子》内容广博，包括了政治、军事、哲学、伦理、逻辑、科技等方面，是研究墨子及其后学的重要史料。西晋鲁胜、乐壹都为《墨子》一书作过注释，可惜已经散失。如今的通行本有孙诒让的《墨子闲诂》，以及《诸子集成》所收录的版本。 -
春秋
《春秋》，又称《麟经》（《麟史》）。是鲁国的编年史，经过了孔子的修订。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的历史，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一书的史料价值很高，但不完备，王安石甚至说《春秋》是“断烂朝报”。《春秋》亦是儒家经典之一。在中国上古时期，春季和秋季是诸侯朝觐王室的时节。另外，春秋在古代也代表一年四季。而史书记载的都是一年四季中发生的大事，因此“春秋”是史书的统称。而鲁国史书的正式名称就是《春秋》。传统上认为《春秋》是孔子的作品，也有人认为是鲁国史官的集体作品。普遍认可的说法是，由孔子据鲁国史官所编《春秋》加以整理修订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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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子
《吴子》，又名《吴起兵法》，是吴起军事思想的主要载体。今本《吴子》共二卷六篇，依次为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据《汉书·艺文志·兵书略》记载，《吴子》一书为48篇，与今本相差甚远。历史上曾有人据此认定《吴子》一书为伪作，这是没有根据的。至于篇目之差，可能是由于流传过程中亡伙所致。
有一种观点认为《左传》的成书与吴起有关。最早把吴起同《左传》联系起来的是清代的姚鼐，他认为《左传》并非一人所写，左丘明有草创之功，但编撰增补工作主要是由吴起等人所为，近代学者童书业赞同这种观点。而钱穆和郭沫若则认为《左传》成书于吴起而与左丘明无关。这两种观点都尚存争议。
《吴子》现存最早的版本是宋代的《武经七书》本。后世版本，如明吴勉学刊《二十子》本、明翁氏刊《武学经传三种》本、清孙星衍《平津馆丛书》本、清《四库全书》本等，均源于宋本《武经七书》。 -
春秋公羊传
《春秋公羊传》，儒家经典之一。上起鲁隐公元年，止于鲁哀公十四年，与《春秋》起讫时间相同。相传其作者为子夏的弟子，战国时齐人公羊高。起初只是口说流传，西汉景帝时，传至玄孙公羊寿，由公羊寿与胡母生（子都）一起将《春秋公羊传》着于竹帛。《公羊传》有东汉何休撰《春秋公羊解诂》、唐朝徐彦作《公羊传疏》、清朝陈立撰《公羊义疏》。
《公羊传》亦称《春秋公羊传》、《公羊春秋》，是专门解释《春秋》的一部典籍，其起讫年代与《春秋》一致，即公元前722年至前481年，其释史十分简略，而着重阐释《春秋》所谓的“微言大义”，用问答的方式解经。
《公羊传》的作者旧题是战国时齐人公羊高，他受学于孔子弟子子夏，后来成为传《春秋》的三大家之一。
《公羊传》是春秋三传之一即注释《春秋》的书，有左氏、公羊、谷梁三家，称为“春秋三传”。另有邹氏、夹氏二家，早在汉朝即已失传。《汉书·艺文志》，《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将春秋三传的渊源说得很详细。
《公羊传》的体裁特点，是经传合并，传文逐句传述《春秋》经文的大义，与《左传》以记载史实为主不同。《公羊传》是今文经学的重要经籍，历代今文经学家时常用它作为议论政治的工具。同时它还是研究先秦至汉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 -
韩非子
《韩非子》一书，重点宣扬了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时，也为以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
韩非子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也比较突出，他首先提出了矛盾学说，用矛和盾的寓言故事，说明“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的道理。值得一提的是，《韩非子》书中记载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最著名的有“自相矛盾”、“守株待兔”、“讳疾忌医”、“滥竽充数”、“老马识途”等等。这些生动的寓言故事，蕴含着深隽的哲理，凭着它们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给人们以智慧的启迪，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这部书现存五十五篇，约十余万言，绝大部分为韩非自己的作品。当时，在中国思想界以儒家、墨家为代表，崇尚“法先王”和“复古”，韩非子的法家学说坚决反对复古，主张因时制宜。韩非子攻击主张“仁爱”的儒家学说，主张法治，提出重赏、重罚、重农、重战四个政策。韩非子提倡君权神授，自秦以后，中国历代封建专制主义极权统治的建立，韩非子的学说是颇有影响的。
韩非子的文章说理精密，文锋犀利，议论透辟，推证事理，切中要害。比如《亡征》一篇，分析国家可亡之道达47条之多，实属罕见。《难言》、《说难》二篇，无微不至地揣摩所说者的心理，以及如何趋避投合，周密细致，无以复加。 -
鬼谷子
《鬼谷子》作为纵横家游说经验的总结，它融会了鬼谷子毕生学术研究的精华，其价值是不言自明的。《鬼谷子》共二十一篇，其中的转丸，却乱已失传。该书作为纵横家的代表著作，为后世了解纵横家的思想提供了不少的参考。
《鬼谷子》，又名《捭阖策》。据传是由鬼谷先生后学者根据先生言论整理而成。该书侧重于权谋策略及言谈辩论技巧。 《鬼谷子》共有十四篇，其中第十三、十四篇已失传。《鬼谷子》一书，从主要内容来看，是针对谈判游说活动而言的，但是由于其中涉及到大量的谋略问题，与军事问题触类旁通，也被称为兵书。书以功利主义思想，认为一切合理手段都可以运用。它讲述了作为弱者的一无所有的纵横家们，运用谋略口才如何进行游说，进而控制作为强者，握有一国政治、经济、军事大权的诸侯国君主。 -
管子
《管子》，管仲的著作，收入《国语·齐语》和《汉书·艺文志》。《管子》共24卷，85篇，今存76篇，内容极丰，包含道、儒、名、法、兵、阴阳等家的思想以及天文、舆地、经济和农业等方面的知识，其中《轻重》等篇，是古代典籍中不多见的经济文作，对生产、分配、交易、消费、财政、货币等均有论述，是研究我国先秦农业和经济的珍贵资料。管仲的传记，载於《史记·管晏列传》。
《管子》是战国时各学派的言论汇编，内容很庞杂，包括法家、儒家、道家、阴阳家、名家、兵家和农家的观点，传说是春秋时期管仲的著作。现在版本的《管子》是在西汉时由刘向编定的，原有八十六篇，现只有七十六篇，内容分为八类：《经言》九篇，《外言》八篇，《内言》七篇，《短语》十七篇，《区言》五篇，《杂篇》十篇，《管子解》四篇，《管子轻重》十六篇。 -
群书治要六韬
人主动作举事善恶，有福殃之应、鬼神之福无？”太公曰：“有之。主动作举事，恶则天应之以刑，善则地应之以德，逆则人备之以力，顺则神授之以职。故人主好重赋敛，大宫室，多游台，则民多病温，霜露杀，五谷、丝麻不成。人主好田猎罼弋，不避时禁，则岁多大风，禾谷不实。人主好破坏名山，雍塞大川，决通名水，则岁多大水，伤民，五谷不滋。人主好武事，兵革不息，则日月薄蚀，太白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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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
《周礼》是儒家经典，西周时期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周公旦所著，今从其思想内容分析，则说明儒家思想发展到战国后期，融合道、法、阴阳等家思想，与春秋孔子时思想发生极大变化。《周礼》所涉及之内容极为丰富。大至天下九州，天文历象；小至沟洫道路，草木虫鱼。凡邦国建制，政法文教，礼乐兵刑，赋税度支，膳食衣饰，寝庙车马，农商医卜，工艺制作，各种名物、典章、制度，无所不包。堪称为上古文化史之宝库。
中国古代的礼乐文明，礼乐文化，不能不提到《周礼》、《仪礼》和《礼记》，即通常所说的"三礼"。《三礼》是古代礼乐文化的理论形态，对礼法、礼义作了最权威的记载和解释，对历代礼制的影响最为深远。
《周礼》又称《周官》，讲官制和政治制度。《仪礼》记述有关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礼仪制度。《礼记》则是一部秦汉以前儒家有关各种礼仪制度的论著选集，其中既有礼仪制度的记述，又有关于礼的理论及其伦理道德、学术思想的论述。
以人法天的理想国纲领《周礼》，西汉的景帝、武帝之际，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征得一批古书，其中一部名为《周官》。原书当有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等六篇，冬官篇已亡，汉儒取性质与之相似的《考工记》补其缺。王莽时，因刘歆奏请，《周官》被列入学官，并更名为《周礼》。东汉末，经学大师郑玄为《周礼》作了出色的注。由于郑玄的崇高学术声望，《周礼》一跃而居《三礼》之首，成为儒家的煌煌大典之一。 -
难经
《难经》原名《黄帝八十一难经》，古代汉族医学著作之一，传说为战国时期秦越人扁鹊所作。本书以问答解释疑难的形式编撰而成，共讨论了81个问题，故又称《八十一难》，全书所述以基础理论为主，还分析了一些病证。其中一至二十二难为脉学，二十三至二十九难为经络，三十至四十七难为脏腑，四十八至六十一难为疾病，六十二至六十八为腧穴，六十九至八十一难为针法。
《难经》全书内容简扼，辨析精微，在中医学典籍中常与《内经》并提，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古典医籍之一。有多种刊本和注释本。 -
论语
《论语》是记载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语录，共四十卷，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写，是我国古代儒家经典著作之一，是首创语录体。汉语文章的典范性也源于此，儒家（在春秋战国时期与墨家对立）创始人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仁”、“礼”和“中庸”。《论语》是记录孔子主要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关于孔子言行的一部书。
儒家创始人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仁”、“礼”、“义”。《论语》作为孔子及门人的言行集，内容十分广泛，多半涉及人类社会生活问题，对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及道德行为起到过重大影响。直到近代新文化运动之前，约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一直是中国人的初学必读之书。作为一部优秀的语录体散文集，它以含蓄隽永的语言，记述了孔子的言论。《论语》中所记孔子循循善诱的教诲之言，或简单应答，点到即止；或启发论辩，侃侃而谈；富于变化，娓娓动人。而且论语教给了后人如何为人处世的道理。《论语》与《易经》、《黄帝四经》、《老子》、《庄子》，共为中华民族的几部源头性经籍，它们不仅是道德跟文化的重要载体，而且是古代圣哲修身明德、体道悟道、天人合一后的智慧结晶。 -
左传
《左传》原名为《左氏春秋》，全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旧时相传是春秋末年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而作。《左传》是一部独立撰写的史书。以《春秋》为本，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目，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 《左传》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鲁哀公27年（前468），《左传》传文比《春秋》经文多出13年，实际记事多出26年，以《春秋》记事为纲叙事，其中有说明《春秋》书法的，有用实补充《春秋》经文的，也有订正《春秋》记事错误的。全书绝大部分属于春秋时候事件，但全书的完成已经进入战国时期。这些都说明《左传》与《春秋》的密切关系。《左传》既是中国古代史学名著，也是文学名著。
它与《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
《左传》是我国第一部叙事完整的编年体历史著作，为“十三经”之一。
《左传》有鲜明的政治与道德倾向。其观念较接近于儒家，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因此也是研究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历史资料。可以看出这是春秋战国时代一种重要的思想进步。
作者要求担负有领导国家责任的统治者，不可逞一己之私欲，而要从整个统治集团和他们所拥有的国家的长远利益考虑问题，这些地方都反映出儒家的政治理想。《左传》本不是儒家经典，但自从它立于学官，后来又附在《春秋》之后，就逐渐被儒者当成经典。 -
墨经
《墨经》是《墨子》书中的重要部分，约完成于周安王14年癸巳（公元前388年）。《墨子》是我国战国时期墨家著作的总集，是墨翟（人称墨子）和他的弟子们写的。《墨经》有《经上》《经下》《经上说》《经下说》四篇（一说还包括《大取》《小取》共六篇）。《经说》是对《经》的解释或补充。也有人认为《经》是墨家创始人墨翟主持编写成自著，《经说》则是其弟子们所著录。《墨经》的内容，逻辑学方面所占的比例最大，自然科学次之，其中几何学的10余条，专论物理方面的约20余条，主要包括力学和几何光学方面的内容。此外，还有伦理、心理、政法、经济、建筑等方面的条文。
《墨经》中有8条论述了几何光学知识，它阐述了影、小孔成像、平面镜、凹面镜、凸面镜成像，还说明了焦距和物体成像的关系，这些比古希腊欧几里德（约公元前330～275）的光学记载早百余年。在力学方面的论说也是古代力学的代表作。对力的定义、杠杆、滑轮、轮轴、斜面及物体沉浮、平衡和重心都有论述。而且这些论述大都来自实践。墨家在六朝以后逐渐流失，正统十年（1445年），张宇初奉敕，将《墨子》刻入《道藏》。现代所传的《墨子》只剩下五十三篇，这些篇幅是因为被道家著作《道藏》所收录，才得以留传下来。汪中将墨子书分为内外二篇，著有《墨子表征》一卷。 -
司马法
《司马法》是我国古代一部著名的兵书。相传是司马穰苴所写。《司马法》流传至今已两千多年，亡佚很多，现仅残存五篇。但就在这残存的五篇中，也还记载着从殷周到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古代作战原则和方法，对我们研究那个时期的军事思想，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司马法》是我国古代重要兵书之一。大约成书于战国初期。据《史记·司马穰苴列传》记载：“齐威王(公元前356-前320年)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
《司马穰苴兵法》至汉代已简称为《司马兵法》。司马迁说："余读《司马兵法》，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刘歆著《七略》，把《司马兵法》归入《兵书略》，而班固作《汉书·艺文志》则把《司马兵法》归入《礼》书一类，作《军礼司马法》，内容有一百五十五篇之多。
但在唐代，《司马法》的篇章已亡佚很多，由一百五十五篇减至数十篇。入宋以后，更减至五篇，即今传本《司马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