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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档案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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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世之爱》(组诗)、《黑白片》(八章)、《时光吹凉脊背》(十六章)、《暖风吹凉》(十一章)、《就像岁月里的那堆灰渣》(组诗)……以如此密集的系列组诗反复歌咏他热爱的那片泥土，确实非常少见。徐俊国虽然聚焦于小小的鹅塘村，但展示的生命空间十分阔大。他以灵魂为幕布，把技术理性主义时代最后的村庄原汁原味地保留了下来。
徐俊国大学美术系毕业，后又曾进修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但都市的五光十色并没有涂抹掉他的本色，他仍然满含热爱地生活在平度这片土地上，鹅塘村成了徐俊国的生命存根。他的诗歌之胃消化了鹅塘村的万事万物，他的灵魂比清晨的露珠还纯净，比“庄稼的骨灰”还沉重；比“鸟鸣”与“秧苗”还柔软，比“熄灭的马蹄铁”还坚硬；比“翱翔的丹顶鹤”还超迈，比“稗草”和“偷吃藏在粮屯里的诗稿的老鼠”还谦卑；他注目于“捕食害虫的螳螂”和“草棚里的牲畜”，但是诗思比“胡须拖地的老山羊”和“簇拥着种籽的潮湿的骨头”还久远……鹅塘村的一切都有了灵性和生命，都成为型塑诗人魂魄的养料，无怪乎他在诗中把自己称为“鹅塘村农民徐俊国”。在他看来，自己就是这片土地上的一棵树，树上的一片叶子，叶子上的一粒阳光。这片土地就是他灵魂反刍的出发点和归宿地。他写道：“我适合做老家土坡上的一只羔羊”，早晨醒来就去“数数黄瓜花一夜间开了多少朵，瞅瞅走失三天的兔子回窝没有，猜猜病死的玉米苗能否返醒……”(《早晨醒来》)也正是由于他把大地作为灵魂的依皈，也正是由于他对这片土地爱得那么深沉，他才郑重写下：“我这一生一共需要多少热泪／才能哽住落向鹅塘村的一页页黄昏”(《半跪的人》)。
对于田园故土的热爱是历代文人骚客津津乐道的母题，但是徐俊国已经远远超越了乡土田园诗。他既没有风花雪月，也没有飘逸闲适；既没有像知识分子那样高高在上进行启蒙，也没有像民粹分子对人民盲目仰歌，而是执著予人的生存命运的观照，剥离掉流行的生活表象，浇铸出最富有命运意味的意象加以组织。生命意识成为徐俊国烛照乡土的一把钥匙。如：《那些》
熬过了寒冷和贫穷
终于走到果实面前
那些用衣袖擦拭浊泪的人
还要拔完最后一棵荒草
还要找到叶子背后最后那条青虫
地上的庄稼大获丰收
天上的神也开始准备镰刀和棺材
我的爷爷和奶奶
还有他们的兄弟姐妹
那些用拐杖走路的人
打老远就能听见他们的喘息
他们刚刚咽下米饭中的一粒沙……
这里没有丝毫廉价的歌颂，充满的是厚重的悲悯，是悲悯之后的达观，是达观之后的隐忍。徐俊国的诗歌语言和意象虽然显得朴素、隐忍，但内在的生命意识却十分尖锐，处处流露出人世的沧桑，感到一种缓慢、滞重的笔力渐渐刻入读者灵魂。他的语言是瞬间直达的，但留给我们心灵的反刍却长久地延宕着。他是搞绘画的，他精通如何以富有质感的画面进行蒙太奇组合。比如：《至少》：
对着一棵冻僵的小草喊三百声，春天才会苏醒过来；
埋下老黄牛的膝盖骨，至少五百年才能发芽，蹿出花朵；
逆着光看一个人的心脏，至少十遍才能辨清里面的白雪或污点；
爹交给我的活太多，一辈子也干不完；
徐俊国的意象十分简朴、质实，但又具有相当的灵魂深度。在普遍流行抽象、反讽、解构、荒诞的诗坛上，他坚执最原初意义的诗歌理想——诗歌最终要指向下面这些关键词：温暖，善良，疼痛，悲悯，关怀，道德，责任，良知等等。这才是有根的写作。
这种不动声色的灵魂定力和诗学定力，同样体现在他的语言形态上。他不故弄玄虚，不玩语言游戏，不破坏语言质地，甚至他使用的语言都是非常清晰的。他使语言表面的歧义性消失，而使内在的意味达到最大程度饱和，因为他总是全神贯注于事物本身，尽量不为表面奇异的语言所左右。他的每一个字，都是充分浸透了生命汁液的，带有生命最鲜活的色泽。就在写这篇文章时，我看到了他的创作谈：“在我个人的固执里，语言和技巧永远不是第一位的。我认为我是一个语言和技巧的落伍者，但我愿意做这样的落伍者。写作是有难度的，不是玩玩语言和技巧就能蒙混过关。把读者想得再聪明一些，把自己修炼得再内在一些，再沉实一些，然后再回过头来写作就不会那么趾高气扬了。写作真正的难度不在语言和技巧，而在于一个诗人或作家对世界的认知宽度、思考深度与追求高度。”(见《散文诗》上半月刊第12期)这对于我们每个诗写者，都具有反思意义。
鹅塘村：一个诗人的乌托邦
邰 筐
就像一提起叶赛宁人们就会很自然地想到康斯坦丁诺沃，一提起江非就和平墩湖联系起来一样，当我们试图谈论徐俊国诗歌的时候，也很难避开“鹅塘村”这三个字。作为诗人最后的精神家园和永恒的抒情母体，他们的相同之处或许就在于都是因为诗歌让我们记住了他们村庄的名字。所不同的，前两者是诗人出生和成长的地方，而“鹅塘村”却是徐俊国在自己的诗歌版图上构建的一个时光村落。按我们东方的审美标准和艺术情趣来说，这和孔子做周公之梦是一个道理。如果说孔子浮海居夷是句赌气话，那么徐俊国是不是想在“鹅塘村”达到以退为进的效果就不得而知了。孔子的时代礼坏乐崩，社会生活极不理想，所以孔子成为一个十足的理想主义者。到了21世纪的今天，虽不至于礼坏乐崩，但社会越来越物化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可怜那么多的人被眼前的一点点利益蒙住了眼睛，剩下的只有目的。是啊，我们都太精于算计了，太斤斤计较了，恨不得手中时刻拿着一把游标卡尺。人生哪里还有一点点浪漫可言，生活哪里还有一点点诗意可言?
我和俊国从小在齐鲁大地出生，在礼仪之邦长大，孔盂思想对于我们的影响那是肯定不小的。我因此获得了对另一个诗人的理解，“鹅塘村”其实就是诗人在现实社会的乌托邦，那里藏着一个诗人所有的梦想与尊严。在那里，诗歌就是我们的法律，诗人让我们共同遵守善良的公约，让我们学会向一棵小草道歉；在那里，一头老牛、两只蜜蜂和一群蚂蚁都是鹅塘村的村民，都会背诵小学生守则；在那里，可以随便抓一把时光给灵魂打个补丁，可以把人世间最干净的词语都收进乡村词典——我曾问过俊国，知道他出生和长大的那个村子真正的名字叫“小城西村”。这样以来，诗人就有了两个家，一个家是他的出生之地，一个家是他在自己的心里建造的鹅塘村。“诗人的写作就是在这两个家之间奔跑和追索，不可能离开，也不可能回去，你此刻在家就永远在家，你此刻孤独就永远孤独”(谢有顺语)。
其实，在现在这个行色匆匆的世界里，你要学会跟一只蜗牛练习跑步才不至于掉队，要找到一处精神栖息之地才不至于迷失了自己。我相信，俊国的每一次写作既是一次精神的远游，也是一次灵魂的回家。他虽然住在平度市，但他的根却始终扎在乡下。他就像一只误飞进城市的麻雀，小心翼翼地在高楼和大厦之间觅食。五彩的霓虹射灯、林立的时装模型和闪光的商品橱窗也许给他带来了短暂的快感，但又很快被随即而来的茫然和无所适从所代替。他的目光曾多少次穿越楼层，跟随“一只小小的蚱蜢”飞回鹅塘村的一片庄稼地里。他在城里生活的时间越长，他的心就走得越远，他的心走得越远，他回家的渴望就会越来越强烈。最终还是诗歌使俊国警惕地与城市保持了一小段距离。俗世生活没有使他找到成功的感觉。他甚至无法像一个新兴市民一样在城市宽阔的马路上真正悠闲地漫步。这表明诗人并不是一个在时光的村落里闲逛的人。他是焦虑的，且深藏着忧郁。他是矛盾的，始终保持着一种对时代思考的紧张感。这就使他一开始就站在了一个悖论的诗歌立场上：即肉体生活在城市，灵魂却一刻也没在这里呆过，而是梦一般游荡在乡村。而这个“乡村”也不是现在的乡村，它是深藏在他童年和少年回忆里的，它的位置也许离心灵和天堂更近一些。
这些年，我一直固执的认为．对于诗歌的热爱就像藏在我身体里的偏头疼，它和我若即若离却又须臾没有离开；它让我既痛苦又快乐，就像毒瘾一般没法戒掉。我想俊国兄弟肯定也是这样，在具体琐碎平庸的现实生活中，诗歌成为我们灵魂的最后一道防护网，让我们尽可能地保持内心的干净。虽说生活在同一个省份，也都业余鼓捣点诗歌，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对彼此的了解仅限于刊物上博客上。第一次同徐俊国见面是2006年秋天。这一年我俩有幸成为诗刊社第22届青春诗会的同学，因为都没出过远门，就结伴去宁夏。一路上．他聊他的绘画我说我的茶叶店，彼此谈兴不错听意也浓。俊国的老婆常有电话打来，随时叮嘱他注意这注意那，细微之处让人心生艳羡，她甚至让俊国把手机给我，偷偷给我说：“邰筐，俺家俊国在家里还是个孩子，你在外面替俺多照顾着点。”有时是孩子在电话里抢着说话，我才知道他还有一对双胞胎女儿阳春和白雪，着实让我羡慕了一阵子。第二次是参加山东省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我们又一次成为同学。我们晚上溜出去吃烧烤，打个的士在陌生的城市里乱转。这样的时光实在让人怀念。我这个人懒散惯了，平日里较少和外界联系，和俊国的交往算是最多的。偶尔发个短信打个电话彼此问候一下。每到季节，俊国就会让平度至临沂的大巴捎来当地的樱桃或者大泽山的葡萄，我就给他捎点沂蒙老区的煎饼。这种关系不像诗友，倒像分隔两地的亲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