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2008年第20期
诗人随笔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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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像，一幅是母女做军鞋。李季同志看后很是高兴，对我给了很多鼓励，还谦虚地说：“我不懂美术，是外行，提不出具体意见，我很喜欢《做军鞋》，就以这类风格搞下去就行。”
夏天放暑假前，我们57级同学的毕业展览即将在美协展览馆举行，我抽空把一套完整的《杨高传》插图送到李季同志那里，他再三表示了谢意，并说这首长诗的修改还很难说何时开始，只要修改好，一定与我联系，请我在这套插图的基础上，依据修改稿作适当修正增删，并作全面装帧设计。
1962年10月，我自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毕业，被分配到长春市总工会工作，与李季同志保持着通信联系，去过几封信，也接到过他的两封来信，1962年11月的一封来信中说：“谢谢你为我作《杨高传》的插图，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这部长诗对我来说，只是一种试验……”
1963年7月的信中说：“衷心感谢你对拙作《杨高传》的热情。目前，我因编辑工作较忙，短时间还顾不上对这部长诗进行总体修改加工，待腾出空来，修改定稿后，一定专函奉告，请你为它装帧插图，这里特向你预表谢忱!”
因工作的变动和“文革”的临近，我与李季同志失去了联系，“文革”后李季同志逝世。我为李季同志作的《杨高传》插图至今未能出版，很感遗憾!
我大学的毕业创作——李季《杨高传》三部曲的水印套色木刻插图，虽然至今未能出版，但与著名诗人李季的相识与交往，使我又增加了一位如古元先生般的好老师，在与他的多次见面与多次通信中，我学到了许多东西。
李季是一位极为谦虚随和、认真热情之人，接触他如与陕北人一样朴素自然。作为一位有相当社会声望的名诗人，他一点架子也没有，多次说“我对艺术是外行”。他对自己的著作要求十分严格，对他这部说唱诗形式的长篇叙事诗《杨高传》三部曲，有许多不满意之处，并在口头和信件中多次对我说要好好修改。
我与诗人李季的交往，是我一生中一段永远难以忘怀的经历。李季对文学创作严肃认真的态度，对作为晚辈的我的热情相待，他的有问必答、有信必回的文明信誉，以及他对陕北人的深情，都是我永远应该铭记和学习的。
关于诗歌语言的札记(二则)
耿林莽
诗·语言·思
海德格尔将他的一本论文集题名为《诗·语言·思》。或许，对我们理解、欣赏与创作诗歌来说是不无启发的，虽然，他是从哲学的角度来立论的。
诗和语言的关系，语言和思想的关系，并非那样地清晰可辨。由于某些理论的误导和习惯性误解，已被搅和得相当混乱了。
诗是诗。语言是语言。思想是思想。当然各有其自身的内涵。但是，在诗学范围中，在诗的生成或创作过程中，是浑然不可分的一体。
海德格尔说：“语言不是诗”，而是“原诗”。因为。“诗在语言中产生，因为语言保持了诗的原始本性”。至于思呢?他说：“一切冥想的思都是诗，一切创作的诗都是思”。“思想需要诗意，诗意需要思想。思想的诗人和诗意的思者本身就意味着诗与思在不同中互相包容。达到同一。”
诗由诗的语言组成，诗的语言构成诗。抽去了语言便失去了诗。语言是诗的肉身而不是它的外衣。语言与诗是先天的一体，共生，而非后天的拼凑，补缀，也不是一种装饰，可以随手拈来随手扔去。也不是工具，不是外对于内的依附，可以任意剥离、更换。诗在语言中生成，也可以说，语言在诗的生成中“长出”。
诗人与世界相遇，经由一种接触而触动、启发了感觉，产生印象、情思，这是诗萌生的始初，这时，某种意念、情绪的模糊性、朦胧性，和潜意识的混沌与迷离，犹如一丝游魂，恰是语言的形态使之成型为诗。离开了语言，无法使诗成型，形成生命。
有初学者说：我想写诗，就是语言贫乏，不掌握丰富、漂亮的词藻，请教给我语言的秘诀吧。
他将语言“使用”看作纯技巧的操作。修辞学呀，将花花绿绿的形容词记满一本子呀，翻作文描写辞典以派用场呀，其迷途也远矣。
语言是由词语组成的。单个的汉字和词语，不过是一种符号。放在排字架、打字机键盘上，在未组成表达一定意思(即思)的语言之前，是一种无生命的存在。什克洛夫斯基说：“词不独来独往，词在句子里。”“词只能在其周围环境的组合之中才能分析。”“如果它从这个语境中抽离出来，就失去价值。”任何词，即使最“美丽”的词，当你从其所在的语境中抽取出来，便立即“死亡”了。正如一双虽漂亮的眼睛，从人的面部“挖”出来，还有何“漂亮”可言呢?
“文革”期间，我曾见过一种为了“破案”而将其嫌疑者的字迹，拆开后作无序式混乱排列后复印的“字页”，它们仅仅是毫不连贯，不表达任何完整意思的“字”，看过以后不产生任何表意功能。这是对语言和思的关系的一个颇有说服力的反证。
那么，是什么使得“死”的字，各自为“政”的词语缀成了有生命力的语言的呢?是思。表意性的“意”就是思想。思想给了语言以生命。孔子说：“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第十五》)其负面值便是“辞不达意”。表情、达意、述事，便是语言的功能、作用之所在了。
汪曾祺先生说：“世界上没有没有语言的思想，也没有没有思想的语言。”是否可以延伸一下，说，世界上也没有没有思想的诗呢?
诗人萌发创作诗的诱因，构成一首诗的灵魂的东西，本来便是通常被称为“诗意性”的内容，中国古代诗论中的所谓“诗眼”，今人说的所谓“诗核”，我想便是这个富于诗涵的“思”。而在某些对诗了解不深的读者甚至作者中，忽视诗中之“思”者颇不乏人。诗主情，诗唯美，诗讲形象思维，这些说法本来都有其道理，但如理解得过于偏狭，便可能因片面而导致对于“思”之重要性的有意无意的贬损以至排斥。反理性主义，唯美主义，种种玩弄花样而忽视内容的形式主义，或多或少与此有关。离开“思”而奢谈诗的语言美，误认为华丽词语的堆砌，意象的炫耀，形容词与某些现代派技巧生吞活剥的套用，以一层又一层的包装掩饰内容之空虚、思想之苍白这类的诗风，也是与此有关的吧。认为写诗的技巧主要在于对仗的工整，用典的生僻，意象的新奇，韵律的和谐，以“二句三年得”，“捻断半根须”，倾全力于一字一词的苦思冥想作为写诗的看家本领和“最高道德”的流行观念，也是与此有关的吧。其实，离开了内容、诗意、诗情，忽略了“恩”而玩弄技巧，不过是一种雕虫小技而已，单纯靠这一本领，是难以写出优美独创性的诗歌来的。
布罗茨基曾经告诉他的来访者，他有一位尊敬的诗人朋友莱因，曾经告诫他，要写好诗，必须把形容词压缩到最低限度；诗里填塞的名词越多越好，甚至连动词也是累赘。他吸取了这个经验，据他说：“虽然不似宗教般的虔诚，我必须承认，我受益匪浅。”
当然，这只是一种经验，未必都要遵守。它给我们的启示主要是，要破除卖弄词藻，贪恋浮华的习惯，在诗、语言、思三位一体的结合中，恰当地使用诗语言，以准确、精练、简洁、单纯为上品。
在诗歌中，正确认识诗、语言和诗的灵魂与肉体不可分割的关系是至关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