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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浒传》：用自己的拳头过问社会政治问题
《水浒传》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三国演义》提出的社会问题。梁山好汉被逼上梁山的全部理由，都是由于高俅之类的奸臣无道所致。高俅的无道和曹魏及司马氏政权在本质上别无二致，都是市民阶层理想政治的对立物。所不同的是，《水浒传》提出了市民阶层自己对于社会政治不公正问题的解决办法，那就是用非正常、非政府的绿林造反的“替天行道”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从而表现出市民阶层过问社会政治问题的主体意识。但《水浒传》也给造反后的绿林豪杰的归宿留下了很大的悬念。
对于《水浒传》的主旨应当如何理解？从明代开始就一直众说纷纭。从各种说法所涉及的各种现象来看，他们都有其相当的正确性。但是我们认为从《水浒传》的文化精神在整个中国文化史的历史价值上来认识它的题旨，或许能够抓住问题的肯綮所在。而《水浒传》的内容所反映的，正是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其思想观念也在广大民众心中根深蒂固的绿林豪杰事业和绿林文化精神。
闻一多先生曾引用英国学者韦尔斯《人类的命运》中的话说：“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2]儒家告诉人们如何去积极地面对生活，服从社会秩序。而当这种秩序一旦解体，或者社会上出现不公正的现象时，道家告诉人们要超脱和回避，而墨家则主张用强力讨回公道。道家的回避态度尽管不够积极，但可以与儒家思想相互补充，成为古代士人的常规心态。而墨家的主张和做法对社会的危害作用较大，所以在先秦时期曾经红极一时的墨家，在秦汉以后就被取消了在社会上流传的权力。然而它的思想和意识却仍然在民间蔓延滋长，并经常以极端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就是历代社会上绿林土匪及其意识产生的渊源[3]。
《水浒传》所表现的，正是这样一种绿林豪杰事业和绿林文化精神。
尽管宋代出现了繁荣的城市经济和都市社会，以及相应的文化建设等，但高度集中的城市经济，必然会导致人们在权力、金钱、利益，以及与之相关的精神和物质生活等方面需求的无限增大和残酷争夺，从而引起很多社会问题。其结果必然是弱肉强食、遍地不公。其中的弱者被逼造反，也是在所难免的了。这也是《水浒传》中梁山好汉揭竿而起的原因所在。
小说中梁山好汉几乎每一个人都有一段被逼上山的经历。宋江是被黄文炳所逼，柴进为高廉所逼，解珍解宝为毛太公所逼，武松又是为西门庆所逼。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林冲被逼上山。从妻子被高衙内调戏，到自己被诱入白虎堂，刺配充军，再到草料场险些被陆虞侯烧死，林冲步步被逼，毫无退身之地。如果不造反，只能是死路一条。林冲的经历，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作者有意将这段故事放在全书的开端，除了突出“逼”字以外，还具有更广泛的象征意义。后人以“逼上梁山”作为说明被逼无奈而被迫采取极端手段的成语，足见它所包含的绿林文化精神的底蕴。
梁山聚义厅前有一面杏黄大旗悬在空中，上书“替天行道”四个大字。那么，“替天行道”这一口号中的“天”和“道”指的是什么呢？或者说这一思想观念的来源是哪一家呢？这个问题也众说纷纭，或说儒家，或说法家，还有墨家、杨朱、老子等说法。我们认为这一口号代表的是墨家天罚的思想。
国家是协调和均衡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必要产物。对于这一点，以墨子为首的小生产者阶层并不否认。但墨子对代表国家权力的天子并不表示盲从。他认为评价天子好坏的标准，是看他是否顺应天意──小生产者自身的意志。顺应者便可受到奖赏，忤逆者便会受到惩罚。墨子虽然未明确提出用人力去教训天子，但他的思想已经隐含这样的意思。与儒家“畏天命”的说法相反，墨子提出“非命”的主张，认为贫富、贵贱、寿夭等都非命所决定，可以人力改变。这就是古代墨侠集团扶弱除暴之举的动因所在。
表面看来，墨子把希望寄托在能代表自己阶层利益的上帝和鬼神身上，带有一定的虚幻性，而他尊崇天意和鬼神的思想与其“非命”的观念也是自相矛盾的；但如果能找到这些虚幻和矛盾背后的联结点，就不难认识它的价值所在。这个联结点就是为民众利益张目的精神。儒家和墨子都讲天命，但儒家的天命具有恐吓百姓的作用，而墨子的天命则是民众利益的化身。所以尽管它是虚幻的，但却能给广大民众以极大的精神力量，在民众中具有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因此，它不仅与民众以力抗天命的思想并不矛盾，而且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就是后代绿林事业以天命自任，关心社会政治的思想渊源所在。
《水浒传》中梁山“替天行道”的大旗，无疑是受到这些流落到民间的墨侠思想影响的产物。如果大宋皇帝在梁山好汉中进行民意测验的话，那显然得到的多半是不信任的反对票。在梁山好汉看来，“朝廷不明，纵容奸臣当道，谄佞专权，布满滥官污吏，陷害天下百姓”（第六十四回）。书中所有好汉被逼上山的过程，都是身受其害的过程。这些足以使大宋皇帝具备墨子所说的反天意的为暴天子的条件，因此理所当然地应受到惩罚。他们聚义梁山，就是顺应天意，以力抗天命的表现。有意思的是，梁山好汉除了以自身的力量抗争天命外，还如同读过《墨子》一样懂得借助上天和神明的力量。书中几次写到梁山好汉祈祷神灵佑护，还几次写到呼风唤雨的战法，特别是宋江在还道村接受九天玄女赐书并面授机宜一节，形象地写出宋江起义与天神佑护之间的依存关系，很有一点象征的意味。梁山好汉理直气壮地提出“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等口号，因为他们感到有天意、神明和抗争精神在给自己撑腰，所以能气壮如牛。
在明白了“替天行道”中的“天”指的是什么后，再来看看“道”的含义。这个“道”，就是墨子所提倡的“兼爱”、“尚同”等乌托邦理想。在这个乌托邦中，“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若，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墨子·兼爱》）。读过《水浒传》的人，立刻会发现梁山“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社会理想，与墨子的乌托邦设计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然而，凡是看过《水浒传》的人都难免有这样的遗憾：梁山好汉排座次以后的内容实在有些惨不忍睹。这也许是金圣叹的七十回本《水浒》之所以广泛流行的主要原因，但这仍然无法回避一个重要的政治文化问题：绿林豪杰在“出手”之后，被屠杀镇压和甘心去充当官府的爪牙，到底怎样才是他们理想的归宿？这也就是该书所留下的社会政治文化的悬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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