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西游记》：造反者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西游记》则巧妙而出色地回答了《水浒传》留下的悬念。《西游记》前半部分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与梁山好汉起义造反的故事颇为相似。后半部分孙悟空随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也有些造反者接受招安的意味。但比起梁山好汉接受招安后的悲惨结局，孙悟空西天取经的行为则具有造福人类和探索真理的积极意义。从而把人的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统一在取经时期的猴行者身上。
　　
　　从外观上看，《西游记》与神话相比可说是同中有异。它的神话题材，它的各种神祗形象及其生存的幻怪世界，无疑都带有浓重的神话色彩，具有浓重的脱胎于神话的痕迹。但它无论是与中国古代神话，还是外国神话相比，它都显示出人类成年时期的成熟。因为它是自觉的，而不是朦胧的；是系统的，而不是零散的——是文学的，而不是神话的。这同中之异，正是我们挖掘这部小说的文化价值及其根源的韵味所在。简而言之，《西游记》前后两个部分，正好构成具有人类普遍精神的两大母题：桀骜不驯的个性自由精神和以造福人类为目的的不畏艰险的追求探索精神。
　　
　　向往和追求个性的自由应当是人类共有的天性。所以在古代中国和外国的早期神话中，出现了像普罗米修斯和鲧这样命运极为相似的能量巨大却遭受个性屈辱和压抑的神祗。正是这个原因，所以在哈奴曼和无支祁身上能够同时找到孙悟空的血脉渊源也就毫不奇怪了。因为《西游记》前半部分（取经故事开始之前）孙悟空的形象正是一个神通广大而又遭受镇压的不幸角色。从这个意义上看，孙悟空这一形象的塑造，应当被视为普罗米修斯和鲧这种神祗从神话向文学“移位”的产物。而在这个“移位”的过程中，有关这一母题的各种传说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绝不仅仅是唯一的文本传播方式）流入到孙悟空的形象当中来，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如果我们用这个视角来审视《西游记》，那么就不难看出孙悟空的形象正是这样一个在世界各地的历史过程中反复出现的一个形象，最后在吴承恩手里，这种创造性幻想得到了自由表现。反过来说，我们正是通过孙悟空这个充满原始意象的原型，看出了它背后隐含的集中了人类向往自由和个性精神的集体无意识。
　　
　　随着孙悟空头上紧箍咒的出现，他的自由意志受到极大的限制，小说的第一母题也就暂时退到从属的地位。那么《西游记》后半部分的原型精神是什么，前后两部分原型精神的关系应当如何理解，自然也就成了人们继续关注的问题。
　　
　　首先，《西游记》的后半部分对孙悟空仍然持肯定和褒扬的态度。只不过在后半部分所肯定的，已经不是孙悟空的桀骜不驯的自由个性（以下简称原型一），而是以造福人类为目的的不畏艰险的探索追求精神（以下简称原型二）。这一点，仍然是整个人类共有的原型精神。它在人类的潜意识及其外在表现上都占有突出的位置。从中国的夸父逐日，到西方的浮士德精神，都是这种精神的体现。与前一种原型所不同的是，这里的探索追求精神具有造福于人类的目的，所以是容易为社会各方面所接受的。如果说原型一体现的是对人的个性价值的尊重和体认的话，那么原型二则体现了对人的个性价值与社会价值统一的认识，或者说是提出了个性价值如何在社会价值中得到实现的问题。这一点在小说第八回交代取经缘起的时候有过清楚的说明。如来让玄奘去西天取经的原因，就是因为“那南赡部洲者，贪淫乐祸，多杀多争，正所谓口舌凶场，是非恶海”，所以要传三藏真经“劝人为善”。这里的所谓“真经”便是佛教大乘经典。菩萨对唐僧说：“你只会谈小乘佛法，可会谈大乘么？”我们知道，小乘是佛教早期派别，只追求个人自我的解脱；大乘则是后起而占统治地位的佛教派别，它宣扬“大慈大悲”，以“普济众生”为宗旨。所以，所谓取经就是取大乘经典，以“普济众生”为目的。因而取经也就成了追求真理、锲而不舍精神的象征，成了为人类冒险和牺牲的正义和壮丽的事业。孙悟空大闹天宫失败，在菩萨的劝说下，放弃了称霸花果山的雄心；猪八戒放弃了他在高老庄的安乐窝，沙僧摆脱了个人的苦难，一句话，他们超越了对个人自由价值的执着，而把“普济众生”作为更高的人生追求。他们在虔诚的唐僧的带领下，以“普救众生”为目标，为此而排除万难，在追求真理的宏伟事业中，求得个人人生价值的实现[4]。这也正是夸父和浮士德的神话精神。
　　
　　相比之下，《西游记》对原型二的描写更为充分和细腻。取经故事共八十八回，是全书的主体。这号称八十一难的形形色色的取经磨难不仅描绘了花样翻新，令人目不暇接的精彩故事，其本身还具有象征的意味，它启示人们去思索人生追求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艰难险阻。这些艰难险阻大致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来自自然方面，包括险恶的自然环境和自然灾害幻化的妖魔。前者如火焰山和通天河，后者如黄风怪和大蟒蛇等。它显然是古代精卫填海、女娲补天一类神话故事的“移位”；第二来自社会方面，包括各种以妖魔面目出现的邪恶势力。如白骨精、牛魔王之流。它又是黄帝占蚩尤一类正义战胜邪恶神话的“移位”；第三则是来自取经者自身，主要指取经者如何战胜自己面对外界各种诱惑所可能产生的动摇，坚定“普济众生”的意志。如“四圣试禅心”一节描写菩萨幻化为寡妇和三个漂亮女儿，生活在条件优裕的环境中，结果使猪八戒凡心大动，竟然想自己留下来当家长，享受荣华富贵，不想被几条绳索捆住，疼痛难忍，出尽了洋相。这正是“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取经人不仅要战胜来自自然和社会方面的阻碍，更要战胜来自自己内心的私欲，才能以清净无欲之心去完成“普济众生”的使命。这三种象征的意味尽管在作品中以令人眼花缭乱的形态出现，但人们一般还是不难从中找出它与不畏艰险的探索追求精神的对应关系。令人费解的倒是作者为什么要把个性自由和为造福人类而献身这两个几乎是矛盾悖论的人类原型精神统一到一部作品、统一到一个人物（孙悟空）身上？它的深层意蕴何在？
　　
　　诚然，孙悟空身上那种桀骜不驯的个性自由精神的确是明代中后期社会新思潮的集中体现。但这种新思潮从它产生那天起，就无法回避一个严峻而现实的问题，这就是这种新的社会思潮的最终归宿是什么？一个封建社会对这样的思潮是否能够容忍，容忍到什么程度？如果无法容忍的话，它将对新思潮采用什么办法？《西游记》中两大原型的并立，正是试图从正面回答这些重大的社会问题。
　　
　　当人们把自己的价值判断和情感倾向倒向孙悟空一边时，实际上就已经陷入了个人与社会这一对难解难分的矛盾之中。孙悟空的桀骜不驯的个性自由精神固然是美好和正当的，可如果全社会的人都像孙悟空那样无限发展自己的个性，到处“大闹天宫”，那样不仅会把一个社会搞成无政府主义的混乱局面，而且也会对他人的个性自由构成伤害。这就说明人的个性自由要受到社会的一定限制。可另一方面，社会在对个人拥有了限制权力之后，又容易把对这种权力的使用推向极端，从而使人感到没有个性的生存空间。过去人们完全以非此即彼的对立观点来观察和处理二者的矛盾。中国历史上的隐逸文化之所以能够延续不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正是这种个人与社会之间对立认识的产物。
　　
　　然而《西游记》却从一个新的视角对于这种矛盾提出了新的看法。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从个人与社会矛盾的角度看，这个紧箍咒的确有双重的属性：从个性方面看，紧箍咒是压制个性自由的社会强权意志的象征，因此应当否定；从社会方面看，紧箍咒又是限制个性无限膨胀，保证他人个性与生存自由的有效措施，因此应当肯定。不过在《西游记》中，紧箍咒却起到了化解个性自由与社会意志之间矛盾，使个性自由转化为为社会利益起到促进作用的积极作用。在作者看来，取经故事并不意味着对个性价值的取缔，而是在充分肯定个性价值基础上对个性的升华——由对个人自我解放的渴望而上升到对全人类利益和价值的追求。从大闹天宫的故事中已经分明可以看到作者对个性自由的蹈扬和礼赞，但一个人如果把个性自由作为生命价值的全部，那就不仅有些狭隘和局促，而且也会造成对他人个性自由的阻碍。所以便需要用紧箍咒对其进行限制。但从《西游记》中我们可以看得十分清楚，观音对孙悟空使用紧箍咒，目的决不是将其至于死地。而是在对其限制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孙悟空的一技之长来造福于人类和社会。这就是作者将这两个原型合而为一的用意所在。即如果将个人的个性解放扩大为全人类的解放，那才是最彻底的解放。《西游记》结尾写到当唐僧师徒功德圆满——他们完成了造福人类，追求探索的光荣使命时，被封为“斗战胜佛”的孙悟空这才想起自己个人的解放问题，他对唐僧说：“师父，此时我已成佛，与你一般，莫成还戴金箍儿，你还念什么《紧箍咒儿》掯勒我？趁早儿念个《松箍儿咒》，脱下来，打得粉碎，切莫叫那甚么菩萨再去捉弄他人。”不想唐僧回答他道：“当时只为你难管，故以此法制之。今已成佛，自然去矣，岂有还在你头上之理！你试摸摸看。”孙悟空“举手去摸一摸，果然无之。”从大乘佛教所讲的“自未度，先度他”，以达到上求菩萨，下化众生的理想境界，到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宏伟目标，都在这个风趣幽默的故事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说明。这样，《西游记》中前后两部分所蕴含的向往个性自由和为人类幸福而进行的探索追求精神这两大原型，就不仅不是矛盾和生硬的拼凑，而是具有深刻内在含义的有机神话精神体系。
　　
　　这两大原型的内在意蕴还具有十分强烈的现实指导意义。它在相当程度上对长期以来困扰在人们头脑中关于个人自由与社会意志这一对难以解决的人生难题作了相当深刻和明晰的解答。
　　
　　对个性而言，它既肯定了个性自由的尊严和价值，又指出了个性自由得以升华的价值和途径；对社会而言，它既指出了社会限制和规范过分的个性自由的必要性，又提出了对这些过分的个性自由应当如何因势利导，使其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达到世界大同和人人解脱的高远境界。
　　
　　当然，这个解答是虚幻和过于理想化的，因而它带有折中调和的均衡色彩。但正因为如此，它才像一面镜子，照出人们一旦打破这种均衡就必然产生的不利后果。如果说宋代的理学统治将社会意志无限夸大，因而取消了个性的生存空间，所以造成了对个性自由的严重桎梏的话，那么明代后期的纵欲思潮则又将个性自由走向了极端，使社会不得不对其加以限制。清代初期的政治高压统治和文化专制政策，以及整个清代的朴学尚实之风，都是社会为了限制明代后期的过分的个性自由而加在人们（特别是有关文人）头上的一个紧箍咒。从这个意义上说，清代社会的这种令人伤痛的巨变，实际上已经在一百年前《西游记》这部小说中的两大原型精神的内在意蕴中得到了深刻英明而又令人震惊的预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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