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红楼梦》：永恒的人生悲剧
　　
　　从关注社会政治到关注个人，显示了中国市民文化内在走向的逐渐雅化，而标志这一雅化过程极致的作品却非《红楼梦》莫属。如果说孙悟空的形象已经将人的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融为一体的话，那么《红楼梦》则又将这种市民阶层刚刚树立的价值座标彻底地粉碎了。它通过四大家族的衰亡和贾宝玉的出家反映出封建社会从外在的社会政治悲剧（贾府的腐化堕落）、内在的历史文化悲剧（主人公深受传统封建道德文化侵蚀而造成的厄运）和永恒的人生悲剧（贾宝玉的参透人生而出家）三个层面，从而揭示出人生无所不在的悲剧。这样，中国市民文化的关注焦点也就从外在的社会政治逐渐进入人的生命本质，完成了市民文化向高雅文化的过渡和转移。
　　
　　社会的悲剧是从横向的方面去解剖社会的弊端，道德文化悲剧是从纵向角度去反思民族的历史文化优劣，而人生悲剧则是从哲学上去思考生命的本质。作为清代长篇小说感伤之作的杰出代表，《红楼梦》在悲剧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已经达到中国悲剧作品的顶峰。
　　
　　受儒家乐天思想的影响，中国悲剧的悲中有喜的传统尽管可以给人以乐观的鼓舞，但却缺少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和对人生的激励作用。而《红楼梦》对中国传统悲剧意识的最大突破，就在于它彻底抛弃了那种自欺欺人，始终幻想喜从天降的浅薄悲剧意识，而是将人生无所不在的悲剧现象上升到哲学高度来认识其永恒的不幸。第一回中疯道人对甄士隐唱的《好了歌》和甄士隐回唱的《好了歌注》可谓全书点题之笔。歌中指出人们对功名、金钱、妻妾、儿孙等诸多方面的痴心与追求必将以落空而告终，从而点出“世上万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须是‘了’”的主题思想。从全书的安排来看，无论是社会悲剧，还是道德文化悲剧，无不可以作为人生悲剧的注脚和例证。
　　
　　王国维曾借用叔本华的悲剧理论，认为悲剧有三种，第一种是由坏人作恶造成，第二种是由偶然的意外所造成。这两种悲剧尽管不幸，但毕竟不是人人无法躲避。最可怕的就是人人无法躲避的人生悲剧，“第三种之悲剧，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因此王国维认为《红楼梦》便正是第三种悲剧。他还就宝玉、黛玉的爱情悲剧举例说：“贾母爱宝钗之婉嫕，而惩黛玉之孤僻，又信金玉之邪说，而思厌宝玉之病；王夫人固亲于薛氏；凤姐以持家之故，忌黛玉之才而虞其不便于己也；袭人惩尤二姐、香菱之事，闻黛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之语，惧祸之及，而自同于凤姐，亦自然之势也。宝玉之于黛玉，信誓旦旦，而不能言之于最爱之祖母，则普通之道德使然；况黛玉一女子哉！由此种种原因，而金玉以之合，木石以之离，又岂有蛇蝎之人物，非常之变故，行于其间哉？不过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由此观之，《红楼梦》者，可谓悲剧中之悲剧也。”[6]
　　
　　曹雪芹不仅昭示了人生无所不在的悲剧，而且还以贾宝玉出家的方式提出了解决人生悲剧的方法。值得注意的是，贾宝玉的出家并不完全是由于个人命运的灾难，而是对包括自身在内的整个人类的悲剧充分感悟后所作出的解脱的选择。王国维认为人的解脱有二种，一种是因为个人被环境迫害，或其生活欲望不能满足，感到痛苦，所谓看破红尘而出世。这种解脱是宗教的，超自然的因而是平和的。惜春、紫娟就属于这种解脱。远远高出这种解脱的是贾宝玉的解脱。贾宝玉不是因为自己的痛苦，而是看到全人类的痛苦，从而得到解脱之道的。这是因为他有高超的智力，能够洞察到生活的本质。贾宝玉的解脱是自然的、人类的，也是悲感的、壮美的、文学的。
　　
　　从《三国演义》中对国家社会政治问题的急切关注，到《红楼梦》中对人生悲剧的绝望冰冷，这个走向似乎显得有些灰色。但其中也似乎显示出中国市民文学自身的文化演进轨迹的逻辑方向。如果说青年人的血气方刚和激昂热情到了暮年也往往为冷静深沉所取代的话，那么从四大名著的文化价值取向及其内在关联的演进过程中，我们似乎可以得到发人深省的社会和人生哲理。
　　
　　注释：
　　
　　[1]参见冯天瑜《中国文化史断想·汉族文化类型论略》，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2]《关于儒、道、匪》，载《闻一多全集》第三卷。三联书店1982年版。
　　
　　[3]除了闻一多先生的文章外，还可参见冯友兰《原儒墨》和《原儒墨补》二篇文章（载《三松堂学术文集》），以及宁稼雨《〈水浒传〉与中国绿林文化——兼谈墨家思想对绿林文化的影响》（载《文学遗产》1995年第二期）。
　　
　　[4]因此有人将《西游记》的主题概括为“追求真理说”。参见钟婴《西游记新话》，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5]参见宁稼雨《<西游记>主人公形象的原型精神》，《南开学报》1999年第四期。
　　
　　[6]《红楼梦评论》第三章。转引自《中国近代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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