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创立一个和平民主统一的中国 (4)
第36章 创立一个和平民主统一的中国 (4)
何宅是前、中、后三进的院子。前院住门房和几个手下人,后院住几个女用人和厨师。何思源一家六口住中院正房,正房三间,中间是客厅,两边连两间耳房。何思源夫妇住东间,两个女儿住东耳房,两个儿子住西耳房。
天黑了下来。何思源不知道,保密局的处长叶翔之三天前带着四个特务秘密飞赴北平,亲自指挥这次针对他的暗杀行动。此刻,特务们穿着没有番号的军大衣,在附近等待夜深人静时闯入何宅开枪打死何思源。保密局北平站豢养的著名飞贼段云鹏,此刻正潜伏在何宅中院正房的房顶上观察动静。
何思源全家一直没睡。半夜时分,七省市参议长又涌了进来,商谈与解放军接洽的事宜,大家兴奋地谈论着,而且一时半会儿没有走的意思。这使叶翔之不得不改变闯入开枪的计划,只能采取第二方案,由段云鹏在何家屋顶安放定时炸弹,炸死何思源。
“谈的时候不短了,列位是不是都饿啦?”何思源看看手表问。
“嗯,我是有点饿了。”
“我也有点儿。”
“我还行。”
“这样吧,我家里还有几只德州扒鸡,味道很不错,请列位品尝一下,也预祝明天出城接洽顺利。”何思源建议说。
“好,好,好。”大家都说。
“李秘书,你去告诉老王,热几只扒鸡端上来,让朋友们品尝。”何思源说。
李秘书刚出门就回来了,神色有些紧张。
“何先生,我听见点动静,好像……房上有人。”
“走,咱们出去看看。”
何思源拿着手枪和手电筒,跟着李秘书出了房门,在院子里、屋顶上照了照,没发现什么异常。这时,何思源想起张均的忠告。
“走,咱们到后门去。”
何思源带着李秘书打开了后门。他想,万一出事可以从这儿逃出去。
何家好不容易躺下的时候,已经是18日凌晨两点。凌晨3点,东耳房屋顶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何思源与两个儿子惊醒后马上从床上跳起来,冲进东耳房救人。这时,正房屋顶床头又是一声巨响,浓烟弥漫,弹片、砖头、木屑乱飞。东耳房屋顶被炸了一个洞,房梁震落,砸在何思源上女一中的二女儿何鲁美身上,使她当场遇难。何家的其他五人都不同程度地受伤。如果两颗炸弹同时爆炸或者正房的炸弹首先爆炸,那何思源就有生命危险,而且何家死的人会更多。为防特务再次行凶,何思源到在协和医院的地下室。
1949年1月17日晚,毛泽东在西柏坡办公室刚刚起草了给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彭****来电的复电,对他抵达沈阳表示欢迎,阿洛夫和师哲就进来了。显然是斯大林来了电报。
的确,由于在写这封电报时,斯大林还不知道中共已决定和谈,并且公布了八项和谈条件,这封电报里所谈的一大部分关于和谈重要性的内容都已经解决了,所以就显得是在无的放矢。值得注意的是在电报里,斯大林明确提到了美国武装干涉中国的可能性,反映出恐怕是苏联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着的深深忧虑。
倒是在这封电报结尾,斯大林提出的可以立即派一位负责的苏共**********委员到中国来,同中共就一系列重要问题举行会谈的建议,使毛泽东很感兴趣。在目前的情况下,这的确是一个建设性的提议。因为除了苏联有顾虑之外,自己在事实上也走不开,现在又提出了和谈的问题,就更走不开了。这样,由苏联派一位苏共**********委员来中国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1949年1月18日上午,北平市参议会开会,决定仍然派和谈代表出城与解放军接洽,并派代表到协和医院探望何思源。
“何市长,大家开会决定,还是要出城与解放军接洽。您这伤……”
“和平是大事,我个人挨炸是小事,不能因小失大。我的伤再重,就是走不动了,找人抬着我也要出城去参加和谈。我就是为此而付出生命,也是光荣的。”
当天下午,何思源缠着绷带出城与解放军接洽,半路上遇到的北平市民和蒋军士兵都纷纷向他表示慰问,还有人向他伸出大拇哥说:“何市长,你做得好!”
对于这次暗杀事件,南京国民党造谣说:“这是中共攻城,打击和平使者。”
在南京总统官邸,蒋介石向着毛人凤,生气地抖动着刚出版的报纸。
“怎么回事?我让你们干掉何仙槎,你们却干掉了他的女儿!”
“嗯……原来想用手枪狙击,但怕特工被抓住,所以,就改成用定时炸弹。”
“连杀一个人都杀不掉,真是废物!要你们这些人还有什么用?”
“学生再派人去……”
“晚啦!何仙槎还等着让你们去杀呀?”
回到保密局,毛人凤找来了叶翔之。
“没杀死何思源,校长很生气。你们是怎么搞的?”
“定时炸弹是北平站豢养的著名飞贼段云鹏放的,应该说是万无一失,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没有炸死他,却炸死了他女儿……”
“都怪你没有按我的意思在路上狙击,为了特工的安全而误了大事。牺牲个把特工换一个何思源,总是值得的。”
1949年1月19日上午10点,黄启汉来到白崇禧在汉口的官邸。白崇禧立刻屏绝了一切手下人,两人坐在紧挨着的两个单人沙发上。黄启汉从贴身的衣服里拿出了李济深托他转交给白崇禧的绫条。
“健公,这是任公让我转交给你的。”
白崇禧接过绫条,急急地看了起来。
“太好啦!”白崇禧喜出望外,“你对任何人都不要透露这封信的事情。”
“好好好。”黄启汉稍显尴尬地唯唯诺诺。
在路过衡阳的时候,黄启汉遇到桂系的另一位立法委员李任仁,李任仁说他应白崇禧之邀专程从桂林来武汉商量要事。黄启汉相信李任仁同意任公的观点,就悄悄地让他看了这封密信。
“根据任公和我在香港谈话时的分析,”黄启汉继续说,“蒋介石败局已定。中华民族已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关头。我们桂系何去何从,对于这个问题不能不认真、严肃、慎重地考虑。”
“对对对,”白崇禧频频点头,“我也是这么认为。”
紧接着,黄启汉就把李济深对他说的那番话详详细细地转述了一遍。
“任公讲得都对,”白崇禧说,“自从东北战事失利,继之徐州告急,我就看出这个仗再也打不下去了。所以,我发电报给蒋介石施加压力,要求停止作战,和平解决国共问题。同时,湖北、河南等省参议会也发出电报要求和谈。我要季宽去香港,就是想请任公来武汉,主持大计的。可惜晚了一步,任公北上了。”
“我在香港见到季宽兄了,但他没跟我说去香港是这个目的。”黄启汉说。
“这封信你没告诉季宽吧?”
“没有。”
“好。一定要保密,一定要保密啊!跟谁也别说。你暂时……最好也少露面。”白崇禧一再嘱咐。
1949年1月19日下午3点,蒋介石穿着深蓝色的中山服,脸色阴沉,在南京黄埔路总统官邸会议室召开会议,就和谈问题交换意见。参加会议的人有孙科、陈立夫、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吴忠信、吴铁城等。
“毛泽东1月14日关于时局的声明,”他的目光扫了扫张治中和邵力子,“所提出的条件,那是什么条件?那不是和谈的条件,是招降的条件,是哀的美敦书!这些条件,是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
蒋介石停顿下来,看看大家的脸,然后喝了一口玻璃杯里的白水。
“我建议由行政院发一个决议:政府希望国共双方先无条件停战,然后各派代表协商和平办法。”孙科说。
“我让王世杰照会美苏英法四大国,请他们出面调停。美国不同意,苏联也不同意,英国和法国的态度不明确。徐蚌会战已经结束,杜聿明余部三万多人自陈官庄西南方向突围,最后全部被****消灭。局面发展到这步田地,我个人引退已无遗憾。我是决定下野的了,现在有两个方案,请你们研究。”
蒋介石清了清嗓子,又喝了一口玻璃杯里的白水。
“一是请李德邻出来跟中共谈和,谈妥了我再下野;”蒋介石故意顿了一顿,好像是告诉大家他是主张前边这个的,“一是我现在就下野,一切由李德邻主持。”
蒋介石停住了话茬,望着大家的脸。可是,在座的人都成了泥塑木雕的菩萨,面无表情,一声不吭。蒋介石忽然明白了,他已经成了和平祭坛上的祭品,沉重的十字架已经压在他身上了,不管他扛得动还是扛不动,只能挣扎着往前挪,如果摔倒了就得被压死。他感受到耶稣吃最后的晚餐时的心情。
1949年1月19日晚,在西柏坡毛泽东办公室里,毛泽东与周恩来分坐在炭火盆的对面,一边烤火一边谈论着。
“现在来到解放区的民主人士有多少啦?”毛泽东抽着烟问。
“著名的民主人士嘛……”周恩来在心里计算了一下,“有五六十位了。”
“真不少了。”毛泽东思忖着,点着头说。
“还在陆续北上,每一船都能来十几、二十几位吧。”
“都是在香港的吗?”
“主要是在香港的,还有一些南方城市转道香港的人。”
“这条航线……算是立了大功喽!”毛泽东感叹地说。
“是啊!香港分局做了很多工作。”
“民主人士比较集中的地方,除了香港,就是上海了吧?”
“对。”
“上海转道香港北上的民主人士多不多?”
“不多。”
“为什么?”
“一是离香港比较远,二是国民党特务监视得很严,行动不便。”
“唔……”毛泽东抽着烟陷入了沉思。
“恩来,你看,需要我写信邀请的民主人士还有哪些呢?”
“嗯……”周恩来思考着,“我想到了三位。”
“说说看。”
“一位是孙夫人。”
“应该,应该,国母啊!我一会儿就写,以我们两个的名义。”
“还有两位侨领。”
“那我知道了,美洲侨领司徒美堂,南洋侨领陈嘉庚。”
“对,”周恩来笑了,“主席记得真清楚。”
“不是记得清楚啊,我刚收到司徒美堂先生去年10月23日的一封来信,正打算回。嘉庚先生是来过延安的老朋友了,还能忘嘛。我写。”
“刚刚收到潘汉年给我和李克农来的电报,说桂系大员黄绍竑最近到香港找到他,替李宗仁、白崇禧问我们党对时局的态度,说李、白跟蒋介石有很深的矛盾,早就想投身人民革命。白崇禧还想跟刘伯承、******接洽……”
周恩来说着把电报递给毛泽东,毛泽东读了起来。
“噢——这是个重要的动向?。李宗仁、白崇禧现在不是正在谋求取代蒋介石的位置吗?”
“是啊,只要蒋介石下野,接替的肯定是李宗仁了,他是副总统嘛。”
“这是美国导演的一出戏,变换一下台上的主角,目的是阻止我们南下。”
“这封电报怎么回?”
“我回。”
“那主席就辛苦了。”
“写几个字,算不得辛苦。恩来,现在蒋介石放出和平空气,特务会不会收敛一些,这是不是一个接孙夫人北上的时机啊?”
“我给潘汉年他们去电报安排一下。”
夜深了,毛泽东在灯下给宋庆龄写信。告之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热切盼望宋庆龄能北上,对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