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章 新中国的外交政策 (3)

　　“主席，刚刚收到两封电报。一封是香港分局乔冠华打来的，一封是南京市委黄华打来的。”周恩来说着，把两封电报交给******。
　　“哎，怎么还有英文呀？”******念着，“‘OldZhangand……’哎呀，我的英文不行，都还给老师了，还是恩来翻一下吧。”
　　“这是乔冠华刚收到的一封英文电报：‘OldZhangandTuberculosisarrested’，直译就是‘老张和肺结核被捕’。这是地下工作的同志在没有密码的情况下发的，很可能用的就是国民党的电台。乔冠华分析是张澜和罗隆基被捕了，他俩最近一段一直住在上海虹桥肺病疗养院。”
　　******站了起来，皱着眉头，抽着烟，在屋里踱着步子。
　　“我们早就劝他们去香港，但是他们迟迟不动，现在尝到苦果了。”周恩来不无责备地说，“不过也的确，张澜与张群的关系不错，而张群是蒋介石最信任的人。罗隆基与司徒雷登的关系不错。因此，他们觉得蒋介石不能把他们怎么样，不会有太大的危险。他们还是太天真了，对蒋介石的残忍认识不够哇！”
　　“蒋介石在撤离上海之前，是一定会疯狂破坏的。张澜、罗隆基是民盟的重要领袖，我们要尽最大力量营救。你们考虑一下，有什么办法没有？花钱行不行？”******问。
　　“抓张澜和罗隆基，一定是蒋介石钦点的。因此，花钱……作用不会太大。最好是走走上层的关系，从特务内部想想办法……”李克农分析说。
　　“唔……”******抽着烟思考着，微微点头。
　　“我倒想到一个人……”周恩来忽然说。
　　“谁——？”******扭过头来看着周恩来。
　　“杨虎。”
　　“是二七年当上海淞沪警备司令的杨虎吧？”******吐了一口烟，问。
　　“对。他后来跟蒋介石闹翻了，一直不得志，在上海做寓公，玩帮会。抗战时期，他倾向进步，在重庆与我有过多次接触。他曾托咱们的同志向我表示，愿意归向人民，为革命效力。”周恩来说。
　　“现在，上海的警备副司令周力行，就是杨虎的女婿。”李克农补充说。
　　“嗯……”******抽着烟，仰着脸，久久思考着，“我看这条路子行！恩来指挥，社会部和上海局一道来做。另外，对孙夫人和其他民主人士的安全也要加以注意，既要防止暗杀，也要防止劫持。”
　　周恩来和李克农走了。******看起了黄华的电报，在这封电报中，黄华详细地汇报了他与傅泾波交谈的内容。从中可以看出，司徒雷登急于与我方接触，想摸我们的态度。******觉得，黄华的态度还是拘谨了一些，有些说法也不尽正确。
　　******拿起毛笔，在铜砚台盒里掭足了墨，开始为****中央起草复南京市委并告华东局的电报。
　　一、黄华可以与司徒见面，以侦察美国政府之意向为目的；二、见面时多听司徒讲话，少说自己意见，在说自己意见时应根据李涛声明；三、来电说‘空言无补，需要美首先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这样说法有毛病。应根据李涛声明，表示任何外国不得干涉中国内政，过去美国用帮助国民党打内战的方法干涉中国内政，此项政策必须停止。如果美国政府愿意考虑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的话，美国政府就应当停止一切援助国民党的行动，并断绝和国民党反动残余力量的联系，而不是笼统地要求美国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四、与司徒谈话应申明是非正式的，因为双方尚未建立外交关系；五、在谈话之前，市委应与黄华一起商量一次；六、谈话时如果司徒态度是友善的，黄华亦应取适当的友善态度，但不要表示过分热情，应取庄重而和气的态度；七、对于傅泾波所提司徒愿意继续当大使和我们办交涉，并修改商约一点，不要表示拒绝的态度。
　　1949年5月10日下午3点，临产在即的王光美住在北平母亲家里休息。
　　铃——电话响了。
　　“喂，找谁？”
　　“找王光美同志。”
　　“我就是，您是——？”
　　“我是叶子龙啊。”
　　王光美知道叶子龙是毛主席的秘书。
　　“你好，叶子龙同志，有什么事啊？”
　　“李德胜让你转告胡服：有要事，请速回北平。”
　　王光美知道，李德胜是******的化名，胡服是刘少奇的化名。因为用的是普通电话，为了保密起见，叶子龙说的是化名。
　　“还有吗？”
　　“没有啦。听清楚没有？”
　　“听清楚了。”
　　“你复述一遍。”
　　“有要事，请速回北平。”
　　“好，拜托了。”
　　这时，刘少奇正在天津视察工商业情况，王光美也不知道怎么能找到刘少奇。但她知道，毛主席说有要事就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事。所以她片刻也不敢耽搁，想到应该给天津市长黄敬打电话，让他转告刘少奇。可是她也不知道黄敬的电话，只好给在天津办化工厂的哥哥王光英打电话，费了一番周折，才找到了黄敬。
　　当时刘少奇不在天津，他正要回北平的时候，得知唐山开滦煤矿工人已经4个月没有领到工资，正在酝酿罢工，煤矿面临破产的情况，就来到唐山处理问题。在接到黄敬转告的毛主席的通知后，11日就回到北平，当晚就去了双清别墅。
　　******正在灯下笔走龙蛇，起草着文件。
　　“主席，我回来了。”
　　“好，少奇同志，坐，坐，坐。”******放下了毛笔，递过了烟盒和火柴，“来，抽支烟，天津工商业的情况怎么样？”
　　“问题不少。有经济萧条的困难，但主要是我们工作中的‘左’的倾向，侵害了工商界的利益，使工商界的人士有些顾虑。”刘少奇点燃了一支烟说。
　　“是啊，我们现在搞的是新民主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是节制资本，而不是消灭资本。‘左’倾的危害是我们目前的主要危害。我相信你这次去，对贯彻中央的路线能起很大的作用。”
　　“很大不敢说。”刘少奇谦逊地说，“主席，找我回来，有什么要事啊？”
　　“你猜猜看。”******笑着，表情有些神秘。
　　刘少奇吐出一口烟，看着翻卷的烟雾想了一会儿。
　　“猜不来，”刘少奇摇了摇头，“我在回来的路上，就一直在猜。”
　　“做一回米高扬。”
　　“噢，就我一个？”刘少奇立刻就会意了，要去苏联。
　　“你当团长，团员有高岗、王稼祥，师哲担任翻译。”
　　“任务呢？”
　　“我们建国以后，如果外国三天不承认，就有问题了。现在，指望美国等西方国家很快承认我们是不现实的，只能向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这一边去争取，苏联的态度至关重要。”
　　“米高扬来的时候，不是沟通得不错嘛。我们再去，有这个必要吗？”
　　“那时，我们还没有渡江。渡江的时候，苏联就不很同意。现在又出了个南斯拉夫，不要让苏联的同志对我们产生误解。你们这次访苏的重大使命之一，就是向苏联的同志进一步解释我们当前的方针、政策，期望新中国成立的时候，苏联能首先承认新中国的政权。”
　　“什么时间动身？”
　　“大概是6月初。你先准备一下。”
　　1949年5月13日上午10点，灿烂的阳光透过茂密的树荫洒在嫩绿的草地上。在南京原美国大使馆的客厅内，黄华拜访了昔日的校长司徒雷登。
　　“校长，您好！”穿着黄咔叽布干部服的黄华，仍然恭敬得像当年在燕京。
　　“好，好，好，王汝梅——黄华！”司徒雷登高兴得脸都放光了。
　　他使劲儿地打量着这位昔日的学生，想让自己的眼睛像X光一样，测出共产主义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侵入了他的内心。
　　“坐，坐，坐，吸烟吗？我这里有最好的古巴雪茄。”司徒雷登从木盒里拿出一支雪茄。
　　“谢谢您，不会。”黄华摆摆手。
　　“噢——还像在学校时一样，好，好，好！那我就不客气了。”
　　司徒雷登在火柴盒的磷面上划着火柴，点燃雪茄，晃灭火柴，放进烟灰缸。
　　“那天，我听泾波说，”黄华打破了沉默，“您想见我。作为学生，当然是我来看望您，所以，今天我请了假，就来了。”
　　黄华在按照****中央指示电的精神，竭力强调这次会晤的私人成分。
　　“黄华，你参加****这么多年，感觉还……好吧？”司徒雷登试探着问。
　　“很好。”
　　“好就行。美国人对你们****的主张都很恐惧呀！”
　　“中国与美国隔着一个太平洋，有什么可恐惧的呢？”黄华问。
　　“****信仰马列主义，马列主义主张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这等于宣传颠覆性的干涉或武装侵略是既定政策，将给美国安全和世界和平带来威胁。美国有可能发动一个解放运动，把中国人民从共产主义中解放出来。”司徒雷登的话带有威胁的口吻。
　　“司徒先生，选择什么社会制度是中国人民的自由。如果美国对中国发动这样一个运动，那不正是‘颠覆性的干涉或武装侵略’吗？”黄华反问道。
　　“我希望在南京多留一段时间，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中国成为一个统一、和平的国家，有一个真正民主的政府，并在国际上表现友好。”司徒雷登说。
　　“我们希望美国能够承认新中国政府。我们愿意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如果一时还做不到这一步的话，新中国愿意同美国先建立商业关系。”黄华按照《李涛声明》阐明了中国的立场。
　　“美国愿意同新中国建立新关系。希望中国政府能广泛地吸收民主人士。在****尚未建立起任何意义的国家政府之前，美国除了等待中国的事态发展之外，其他什么也不能做。美国已经决定停止援蒋，不再参与中国内战。”司徒雷登建议说，“待****占领上海后，美国可以把‘上海经济合作分署’所存的粮食、棉花等援蒋物资移交****，以支持上海恢复生产。”
　　“美国既然表示不干涉中国内政，就应该将美国驻青岛等地的海军舰艇和陆战队撤走，以免发生冲突。”黄华按照******的指示向司徒雷登提出了要求。
　　“我可以转告有关方面。”
　　1949年5月14日凌晨4点，****中央社会部长李克农来到双清别墅******办公室。******正在灯光下看着来电，起草着复电。
　　“克农，坐。”******用毛笔杆一指椅子。
　　“主席，据可靠情报，”李克农说，“黄炎培的儿子黄竞武被捕了。”
　　“啊！”******的神情显得极为震惊，“为什么？”
　　“他是民盟中央组织委员会委员，又是民建上海分会的常务理事，在国民党中央银行工作，因为揭露国民党向台湾偷运黄金白银，并组织职工怠工拒运，被特务抓走了。”
　　******放下毛笔，点了一支烟，站了起来，在屋里慢慢地踱着步子。这样过了好一会儿。
　　“你跟恩来商量一下，想办法找关系营救。不要怕花钱，要不惜一切代价。”
　　1949年5月14日下午2点，在上海虹桥肺病疗养院的一间办公室里，全副武装的上海警备第三大队大队长聂琮向上尉队员刘光琪布置着任务。
　　“奉上峰命令，让我们在这里处决张澜、罗隆基。方法是用匕首在病房里行刺，这个任务由你来执行。”
　　“是！大队长！”
　　“明天晚上11点准时行动。”
　　“是！”刘光琪说着按规矩将自己的匕首交给聂琮检查。
　　聂琮接过闪着寒光的匕首，用大拇指试了试锋利的刀刃。
　　“嗯——好！”聂琮赞许地点点头，把匕首还给了刘光琪。
　　“你扮成医生模样，完事之后就往外跑，在前面那个里弄有人接应。”
　　“是！”
　　5月15日晚10点半，刘光琪开始进行化装，他装成了巡房医生的模样，穿着白大褂，戴着白帽子、白口罩，锋利的匕首揣在衣服口袋里。他坐在椅子上，竭力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一些。虽然杀人不是第一次了，但他的心还是有些跳。他知道，完成了这次任务，他就能获得提升了，还能得到一笔赏钱。至于为什么杀，那不是他应当过问的。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更何况他们是领袖的耳目和手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