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章 新中国的外交政策 (4)

　　墙上的挂钟当当地响了起来，11点到了，那就是他开始行动的命令。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定了定神儿，腾地站了起来，向房门走去。
　　一阵踢踢踏踏的脚步声由远而近，聂琮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
　　“撤销！撤销！”
　　“怎么啦，聂大队长？”刘光琪诧异地问。
　　“司令考虑，战局急转直下，罢工罢课此起彼伏。如果社会各界把张、罗遇刺和李公朴、闻一多被害联系起来，就会酿成风潮。计划以后把他俩绑架到吴淞口，秘密处决沉江。”
　　1949年5月18日夜，受到严刑拷打，腿都被打折了的黄竞武，被特务活埋在上海车站路109号保密局的监狱里。同他一起牺牲的还有****地下党员李白。李白的事迹在1959年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成故事片《永不消逝的电波》。
　　1949年5月23日夜，解放军向上海市区发起了总攻。
　　5月26日晚7时，在上海警察局长毛森的办公室里，都可以清晰地听到密集的枪声和爆炸声了。毛森知道，离****占领全上海的时间不会太久，该是部署撤退的时候了。这么想着，他拿起了桌子上的红色电话，接电话的正是聂琮。
　　“喂，聂大队长吗？”
　　“局座有何指示？”
　　“你马上到我这里来。”
　　正在和部下打麻将的聂琮放下牌，来到了毛森办公室，向毛森敬了个礼。
　　“局座，有何吩咐？”
　　“你马上带人去疗养院，把张、罗押解到外滩码头，最迟9点上‘镇江号’轮船。”
　　聂琮刚一回到办公室，就从墙上摘枪套。唉，牌不错，可惜了。
　　“大队长，什么事？”正在码着牌的副大队长阎锦文漫不经心地问。
　　“局座命令，马上去疗养院，把张、罗押到外滩码头，上船。”
　　“这点小事……还用劳动大队长的大驾吗？我去……不就完了嘛。”
　　聂琮有些犹豫，因为毛森让他亲自去。
　　“哎呀，那么两个病人，都七老八十的，难道还怕他们跑了不成？”
　　聂琮一想也是，堂堂大队长亲自去，对付这么两个上年纪的病人，真有点杀鸡用牛刀的意思。再说，他们都有肺痨啊，传染上不是闹着玩儿的……
　　“大队长就把心揣到肚子里吧，兄弟代劳了。”阎锦文撂下牌，站了起来。
　　“好，你多带点儿人。万一他们要是不从，就别客气。”
　　“放心吧，没问题！”
　　阎锦文带着亲信潘云龙、庄儒伶等，坐着一辆美国大吉普赶到虹桥肺病疗养院。
　　“怎么样，人都好吧？”阎锦文问守在楼下的特务。
　　“都好，大队长。”
　　“云龙、儒伶，你们把在这儿，”阎锦文上楼时说，“谁都别上去，我亲自去。”
　　阎锦文走进张澜、罗隆基的病房，看到他俩正在交头接耳地说着什么。
　　“张先生，罗先生，****很快就要打进来了，这里很不安全。我们奉上峰的命令，转移二位去安全的地方，赶快收拾收拾东西吧。”阎锦文的态度还算客气。
　　“到哪里去？”张澜警觉地问。
　　“到外滩码头上船。”
　　“去哪儿？”
　　“我也不太清楚，大概是台湾吧。”
　　“我宁可死也不去台湾。要死……就死在这里。”张澜决绝地说。
　　“张先生，不要说这么不吉利的话，走吧，这里太危险，****就要攻进来了。”
　　“笑话！你去打听打听，我张表方连赵尔丰赵大帅的大刀都不怕，还怕****吗？再说****来了，能把我一个老头子怎么样？我快八十岁了，活够本儿了。如果你要枪毙我，不用花言巧语，也不用挪什么地方，就在这里动手好啦。我看着你杀，死在这里蛮好。”
　　“张先生误会了，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护送二位到安全的地方。”
　　阎锦文说着转向罗隆基。
　　“罗先生，你是不是配合一下，劝劝张先生？”
　　“我与表老共进退。表老在哪里，我就在哪里。他不走，我也不走。”
　　双方僵持着。阎锦文想了一下，凑到罗隆基的耳朵旁一阵耳语。
　　罗隆基满脸狐疑地打量着阎锦文。
　　“您认识杨虎的夫人田淑君吗？”阎锦文问。
　　“认识啊。”
　　“那您拨一下她家的电话。”
　　阎锦文陪着罗隆基来到医生的房间，这里有一部电话。
　　罗隆基拨通了电话，刚一张嘴。
　　“喂——”
　　就听到里面传出田淑君着急的声音。
　　“还不快走——！”
　　罗隆基快步回到病房，对着张澜一阵耳语。张澜看看阎锦文，顺从了。
　　阎锦文和罗隆基搀着有些半身不遂的张澜下了楼，上了吉普车，阎锦文亲自驾车，潘云龙、庄儒伶坐在后面。这时，已经晚上8点多了，马路上黑漆漆的，路灯都不亮。只有远处偶尔升起的曳光弹和爆炸的火光能让人看清周围的情况。全城戒严了，马路上架满了路障、关卡、岗哨，全副武装的军警严阵以待。凭着阎锦文手持的警备司令部特别通行证，他们这辆吉普车才得以通过。
　　“队长，有追兵！”潘云龙说。
　　阎锦文回过头去，看到一百多米开外，一辆满载士兵的军车摇摇晃晃地开来。这是毛森派来增援警卫的。阎锦文迅速开往外滩，那辆卡车在后面跟着。阎锦文到外滩码头后继续向北行驶，接近外白渡桥时，猛地左拐进一条热闹的街道，又钻进一条小巷，卡车被甩掉了。阎锦文继续向相反方向急速行驶了一段，然后抄近道到了法童公学门口，来到一条窄窄的里弄前，吉普车开不进去了。
　　“快！下车！把张先生和罗先生背上！你把车开走！”阎锦文对司机说。
　　潘云龙、庄儒伶分别背着张澜、罗隆基，阎锦文拿着手枪断后。他们进了里弄跑了一阵，然后进了一个院子，穿过这个院子又进了另一条里弄，走到头通过预先备好的软梯翻过院墙，翻过墙又进了一个院子，再翻墙进另一个院子……就这样拼命地奔跑，也不知道跑了多久，终于来到了环龙路杨虎公馆门前。
　　杨虎公馆大门紧闭。阎锦文上前啪啪啪急切地拍打着门环。
　　“快！快开门！我找杨夫人！”
　　大门开了一道缝，一个端着冲锋枪的国民党宪兵露出了一条脸。通过窄窄的门缝，能看到里面堆满了沙包，有几十个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宪兵。张澜和罗隆基吓了一跳，两人互相对视。
　　宪兵迅速打量了他们一下，马上把门打开一人多宽。
　　“快！快！”阎锦文一挥手，同时看了看后面。
　　潘云龙、庄儒伶小跑了进去，到了房子前，才把张澜、罗隆基放到地上。
　　田淑君从房子里走出来了。
　　“表老，努生，你们可来了！快急死我啦！”
　　“杨夫人，这是怎么回事……”张澜显然是被弄迷糊了，困惑地问。
　　“让锦文说。”田淑君一指阎锦文。
　　“蒋介石命令把你们绑架到吴淞口沉江。我们是按照杨司令和夫人的安排……”
　　“不，是****的一手安排。”
　　张澜、罗隆基对视了一下。
　　“你们福气不小哇！到了这儿就安全了。”
　　张澜和罗隆基都不解地转过身去，望着那些国民党宪兵。他们躲在沙包后，钢盔和枪身在黑暗中闪着幽幽的寒光，随时准备迎击对于这个院子的任何进犯。
　　“嗐——，他们都是解放军啊！”田淑君解释说。
　　“努生，看见没有，”张澜转过身来对着罗隆基，“恩同再造啊！”
　　因为担心国民党撤退前进行绑架，宋庆龄这些天过得特别揪心。她频繁地更换着住所，同时，她也感觉到有一种力量在暗中保护着她。
　　为了防止国民党破坏，宋庆龄将三所儿童福利站的小先生的活动，由原来教识字班的孩子们唱解放区歌曲，学扭秧歌，改为白天向贫苦儿童和难民发放救济物资，晚上在福利站秘密制作欢迎解放军的标语、彩带、红花。当她听说儿童剧团在暨南大学礼堂演出《兄妹开荒》等节目，遭到特务捣乱的时候，立刻指示儿童剧团隐蔽起来，并为孩子们在虹口武进路找了两间房屋。白天，孩子们在这里轻声练唱，排练节目，晚上缝制跳秧歌舞的服装，绘制迎接解放军的彩旗和标语。
　　1949年5月25日凌晨3点，在晨光熹微中，大门不出的宋庆龄透过窗子看到了装甲车，车身上的红五星说明那是解放军的装甲车，这使她的心情一阵激动。她知道天快亮了，黑暗就要过去了。她听说她的不少老朋友都集中在无锡，等待着参加新政府，很快就要和他们见面了，这也使她很高兴。
　　1949年5月27日上海全市解放。上海市军管会宣告正式成立，陈毅、粟裕任正副主任。这天清晨，中国福利基金会用一辆大卡车把儿童剧团的秧歌队送到市中心，这是最先出现在上海街头的秧歌队之一。市民们拍着手欢迎他们的演出，高兴地说：“孙夫人的秧歌队来啦！”儿童福利站的小先生们在街头高唱《我们的队伍来了》，欢迎、慰问解放军。
　　1949年5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宣告正式成立。陈毅任市长，副市长中有潘汉年。
　　上午10点，宋庆龄在自己的寓所里接待了前来看望的史良。
　　史良49岁，字存初，江苏常州人。曾任上海律师公会执行委员、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常务委员。1936年底与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因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为著名的“七君子”之一。1942年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任民盟中央常委。
　　“孙夫人，好久没来看望您了。您最近还好吧？”
　　“还好，还好，谢谢你的关心。你好吧？”
　　“挺好的。上海昨天解放了，我向您表示祝贺。”
　　“同喜，同喜。我也向你表示祝贺。”
　　“昨天，您的福利基金会儿童剧团还在市中心扭秧歌欢迎解放军呢。市民们都管它叫‘孙夫人的秧歌队’。上海市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市长是陈毅将军。”
　　宋庆龄激动地站了起来，拉着史良的手。
　　“解放了就好了，我们现在总算可以自由地呼吸了。国民党的失败是我意料之中的，因为它敌视人民，反对人民，压迫人民。共产党的胜利是必然的，因为它代表人民，爱护人民，为人民谋福利。”
　　史良走后不久，一个身穿浅黄色咔叽布中山装、头戴干部帽的敦实男人，站在宋庆龄的面前。
　　“孙夫人。”
　　宋庆龄感到来人的声音很熟，但又觉得自己并不认识老干部。定睛一看，才发现是金仲华。眼前这个金仲华，同过去那个西装革履的金仲华，简直判若两人。他不光服装变了，连精神气质也仿佛变了。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啊！
　　“哎哟，仲华，你成了老干部了，这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啊！”
　　两个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我们的期望终于盼到了！”两人异口同声。
　　“哎，仲华，你现在在哪儿工作？”两人坐定之后，宋庆龄问。
　　“我在华东军管会工作。”
　　“你不是在香港编《远东通讯》嘛，怎么过来了？”
　　“哎呀，说起来话长。今年3月底，组织安排我乘船北上，我先到天津，后到北平，大军渡江南下，我就跟着来了。”
　　“今后我们的工作一定会做得更好，因为有你在市里啊！”
　　“我在不在市里倒不重要，今后福利基金会的工作肯定会开展得更顺利，因为在新中国，社会公益事业也必不可少哇。不过，它的名称还得从长计议。”
　　“金先生，你看改什么名称好呢？”
　　“今后，我们不必再向国外乞讨了，所以基金会这个名称就不太合适了。我看就叫中国福利会吧。当然了，这只是我个人的见解。”
　　“中国福利会……”宋庆龄想了一会儿，终于说，“好吧，就这么定了。”
　　1949年5月28日下午4点，在台湾台北市蒋介石官邸，召开着一个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了蒋介石之外，还有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上海市警察局长毛森、军统少将科长朱山猿。
　　“你们真没用！娘希匹！居然让张澜和罗隆基跑掉了。煮熟的鸭子都飞了。一群军人，连两个文人都对付不了，其中一个还是七老八十、半身不遂的。”
　　“主要是因为警备第三大队副大队长阎锦文叛变，万万没有想到。”毛森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