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章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 (1)

　　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必须召集一个包含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代表人物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成立，并选举代表这个共和国的民主联合政府，才能使我们伟大的祖国脱离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命运，走上独立、自由、和平、统一和强盛的道路。
　　1949年6月15日上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主任毛泽东在开幕典礼上发表了重要讲话。
　　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必须召集一个包含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代表人物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成立，并选举代表这个共和国的民主联合政府，才能使我们伟大的祖国脱离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命运，走上独立、自由、和平、统一和强盛的道路。这是一个共同的政治基础。……
　　开会的时候，陈铭枢把司徒雷登委托他转交的四份文件和五点意见交给了毛泽东和周恩来。
　　1949年6月16日晚10点，在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里，办公桌上绿玻璃罩的台灯营造出温馨的气氛。毛泽东、周恩来、李维汉坐在沙发上，正在商量着什么。
　　李维汉53岁，个子高，脸瘦长，皱纹较深，头发稀疏。他又名罗迈，是湖南长沙人。1922年由毛泽东、蔡和森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共陕甘省委书记、中共中央群众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央党校校长、陕北公学校长、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秘书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中共中央******部长。
　　“恩来，罗迈，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的代表名单我看了一下，”毛泽东放下《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各单位代表名单》，抽了一口烟说，“虽然代表不是按省份来划分的，但是全国各省基本上都有代表，台湾没有代表，这是个缺憾。台湾还有高山族，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少数民族。我们还要解放台湾。如何解决台湾人民的新政协代表的问题，你们是怎么想的？”
　　“主席一直很关心台湾代表的问题，不是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了。台湾的情况有些特殊，以前处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下，现在处在国民党的高压统治下，1947年的二二八起义又被国民党镇压。由于海峡的隔绝，与大陆联系较少，这是台湾新政协代表难以产生的重要原因。由于新政协代表大多是按党派、团体来产生，而不是按省籍产生的，所以我们现在采取的是让台湾同胞加入现有团体的办法来产生新政协代表。”周恩来指着《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各单位代表名单》说，“这个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的新政协代表谢雪红，其实就是台湾代表，她是二二八起义的领导人之一。”
　　“唔……”毛泽东抽了一口烟，轻轻点着头，“那就是说，这个问题解决了一半，但是分量还不够，再说，外面的人也不会晓得谢雪红就是台湾代表哇。”
　　“我倒有一个想法，不知行不行。”李维汉说。
　　“说嘛。”毛泽东注视着他。
　　“台湾有一个革命组织，叫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噢，什么时间成立的？宗旨是什么？”毛泽东很感兴趣地问。
　　“1947年11月12日在香港正式成立的。纲领有十八条，主要的有设立民主联合政府，保障人民基本自由，实行地方自治，不许外国军队驻扎，高山族人民一律平等……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也积极响应了《五一口号》，并决议派代表参加新政协。”
　　“这不是很好嘛。”毛泽东抽着烟，频频点头。
　　“现在，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总部已经迁到北平来了，就在东城干面胡同20号。我想，能不能把它作为一个民主党派，作为新政协的一个参加单位呀？”李维汉问。
　　“罗迈的建议我以前就考虑过。但是，参加新政协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都是全国性的组织，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是一个地方性组织，以地方组织为单位参加新政协，还没有先例。”周恩来说。
　　“我看可以。”毛泽东说，“台湾的情况比较特殊，就特事特办吧。”
　　1949年6月17日晚8点，在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毛泽东和周恩来接见了陈铭枢。陈铭枢注意到，屋里的陈设很简朴，没有什么家具，床铺上摆着一些书。
　　“主席就住在这里吗？”
　　“因为开会，暂时住在这里，平时住在香山。我对这里，还不习惯哪。”毛泽东解释说，“真如先生来到北平，住饭店还习惯吗？”
　　“习惯，习惯。条件比这里要好。”陈铭枢用手指了指房间说。
　　“真如先生转来的文件，我们都看了。我们欢迎司徒雷登先生回燕京大学看看，”毛泽东说，“他在中国办了几十年教育，还是很不容易的。去年12月28日，真如先生不是还请司徒雷登先生制止过陈纳德介入中国的内战嘛……”
　　“啊，这件事……主席也知道？”陈铭枢大吃一惊，毛泽东居然能脱口说出这件事的具体日期来。
　　“不管是谁，谁为中国人民做过好事，”毛泽东微笑着说，“我们都记得。我们对司徒雷登先生在今后的中美关系中所起的作用，寄予非常大的希望。你可以告诉司徒雷登，黄华就是因为他才派到南京去的。黄华已经汇报了他要来北平的请求，我们已经同意，在北平，他可以作为许多中共党员的老朋友受到欢迎。”
　　“司徒雷登说美国在历史上对中国非常仁慈，中国从对美国的贸易中得到了极大的好处，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周恩来评论说，“实际上，过去美国对中国的援助都是在一些小的事情上，比如在庚子赔款中拿出一部分钱来办学校等等，而更大的好处却被美国拿走了。中美贸易的受惠国是美国而不是中国。”
　　“嗯……”陈铭枢点着头。
　　“远的不说，光是在现代历史上，美国对中国就犯有两大罪行。”周恩来说。
　　“哪两大罪行？”
　　“一是三十年代，美国出售废铁等物资给日本，间接地帮助了日本的侵华战争；二是抗战胜利后，美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当然了，司徒雷登先生在被日本人关押期间，表现出来的个人品质还是值得赞扬的。”
　　“有道理，有道理。”陈铭枢频频点头。
　　“我们没有什么瞒美国的。我们只是要求美国停止援助国民党政府，希望美国像罗斯福、史迪威、华莱士那样制定对华政策。这个要求不算高吧？在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上，政治上必须严格，经济上可以互相迁就。”毛泽东特别关照说，“请真如先生转告司徒雷登，让他仔细读一下前天我在新政协筹备会上的讲话。”
　　“司徒雷登让我转告你们，如果中共与苏联保持距离，他可以向美国政府建议给中国几十亿美元的援助。”
　　“我们的原则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种带有政治条件的援助我们不要。”
　　1949年6月19日夜，北平香山双清别墅。山上的夜风驱散了一天的暑气，池塘里的青蛙在呱呱地叫着。在明亮的灯光下，毛泽东与周恩来促膝交谈。
　　“黄华来了一封电报，说傅泾波告诉他，美国现政府中的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是一派，对周恩来都很了解。美国副国务卿韦勃最近来电，希望司徒雷登在返美前赴北平与周恩来会见一次，以获知中共最高方面的想法。”
　　周恩来说着把电报递给毛泽东。毛泽东看了起来。
　　“好嘛，看来美国的态度有了一些松动。我们可以同意司徒雷登来北平，跟他见见面没有坏处。但是，考虑到中美之间没有外交关系，所以，这件事最好是通过非官方的联系进行。”
　　“最近，燕京大学的校长陆志韦托人告诉我，说他收到司徒雷登一封信，司徒提出还想跟过去一样，每年6月回燕京大学过生日，不知道********是不是允许，要陆志韦跟周恩来取得联系。看来，这封信同通过黄华传信的目的是一样的。”
　　“好哇，司徒雷登自己给我们找到了一种最合适的方式。让陆志韦给他发邀请信，邀请他回燕京大学过生日，并告诉他，他的这次北平之行有可能见到中共高层领导人。”
　　“好，我马上通知陆志韦。”
　　“政协筹备会开得怎样？”
　　“开得很好，134名代表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大家的情绪都很高啊！”
　　“但是，在这134名代表里，没有宋庆龄，这是一个大遗憾。宋庆龄不但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最好的朋友，而且宋庆龄的出席本身也具有象征意义。召开新政协会议，不能没有宋庆龄啊！”
　　“是啊。我们是不是再去封电报催一催？”
　　“我们上次去电报，受到婉拒。这次，上海已经解放了，我想还是郑重些，我写一封亲笔信，派一位同志赴上海当面呈交，也好表达我们的诚意啊。”
　　“这样最好。派谁去呢？这个人得孙夫人信任，同时，要能代表中央。我要是不忙，我就去了。”
　　“还是派个女同志吧，话可以说得知心些。你看，颖超同志怎么样？既能代表中央，也能代表你……”
　　“嗯……”周恩来考虑了一会儿，“可以吧。”
　　“好，中央就任命邓颖超同志担任迎接孙夫人宋庆龄的特使。”
　　“让廖梦醒跟小超一起去，更便于沟通联络。”
　　“好！告诉颖超同志，这项任务非常重要，它关系到新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性，关系到我们这个新政权的国际形象。你等一下，我给孙夫人写封信。”
　　毛泽东坐到办公桌前，铺好信纸，拿起毛笔在铜砚台盒里掭好了墨，想了一下，写了起来。
　　庆龄先生：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望，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程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
　　毛泽东
　　1949年6月24日，天阴阴的，像扣着个锅盖。天上不时地洒点似有若无的黄毛儿细雨，又热又闷又潮，一点儿也不透爽。人坐着都要出汗。黄炎培受中共中央的委托，为帮助上海工商业的工作回到了上海。
　　市长陈毅和副市长潘汉年登门拜访。黄炎培在家里的客厅接待了这两位上海的“父母官”。
　　“任老暑天回上海，辛苦喽。”陈毅摇着折扇，“欢迎您回来指导我们的工作。”
　　“陈市长太客气了，‘指导’谈不上，就是做点事情吧。”
　　“任老是工商业的前辈，”潘汉年说，“您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好办多了。”
　　“大家一起做吧，都是自家的事情。”黄炎培谦逊地说。
　　“对头，都是自家人。”陈毅操着浓重的川音，“毛主席让我们多倚重任老。有什么问题，我们多请教。看到有做得不对的地方，您就批评，不要客气。”
　　“我尽力吧。”
　　“嗯……”陈毅犹豫了一下，“关于竞武烈士牺牲的事情，我和汉年给您去过电报。现在，我们当面向您表示慰问，还请您顺变节哀。”
　　陈毅站了起来，向黄炎培半低着头肃立；潘汉年也站了起来，向黄炎培半低着头肃立。
　　“谢谢，谢谢！”黄炎培连忙站起来，两只手向下摆动着，“坐，坐，快请坐！”
　　三人都落座了，气氛闷得有点像天气。
　　“竞武同志被捕后，”潘汉年说，“毛主席指示地下党全力营救。但国民党撤退前非常疯狂，又是蒋介石亲自督办的‘大案’，所以没能做到……”
　　“谢谢，谢谢！”
　　“竞武同志非常坚强，”潘汉年说，“受了酷刑还一直严守秘密，并且痛斥敌人。竞武牺牲离上海解放，只有八天……太可惜了！”
　　“任老您应当骄傲，”陈毅大声地说，“您有个好儿子！英雄儿子！”
　　“黄竞武烈士的遗体，已经妥善安葬了。”潘汉年从皮包里拿出几张放大的黑白照片，站起来走到黄炎培跟前，郑重地交给他。
　　望着儿子遗体的照片，黄炎培再也抑制不住了，老泪纵横，一个劲儿地用手背擦抹着止不住的眼泪……潘汉年递上了手绢。
　　1949年6月24日下午2点，张澜、罗隆基、史良等人乘坐的火车到达了北平前门火车站。他们受到了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李维汉、沈钧儒、郭沫若等人的热烈欢迎。
　　张澜刚一走下火车，朱德穿着一身已经有些褪色的解放军军装，迎上前来恭恭敬敬地敬了一个军礼，态度认真得还像当年在学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