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章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 (3)

　　“孙夫人，新政治协商会议很快就要召开了，****中央、毛主席和恩来同志都盼望您能北上，参加这次会议。特派我和梦醒专程来上海，接您去北平。毛主席和恩来都写了给您的亲笔信。”邓颖超说着站起来，双手呈上了两封信。
　　宋庆龄也站起来，双手接过信，坐下，取出信读了起来。
　　“梦醒，你帮一下忙。”宋庆龄将信交给廖梦醒，同时向邓颖超解释着，“我中文不好，见笑。”
　　廖梦醒把两封信分别连读带翻译了一遍。
　　屋里沉寂了。宋庆龄在思考着。邓颖超和廖梦醒在等待着她的决定。
　　“请转告毛主席和恩来同志，感谢他们的盛情相邀。北上的事，容我好好想一想再做决定。我最近有病，正在治疗。”
　　“治病要紧，还是先治病吧。”邓颖超说。
　　当晚，宋庆龄在家里设宴招待了邓颖超。
　　1949年6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为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岁生日所写的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宋庆龄在寓所里，敛息屏气地听着收音机里播音员朗诵这篇文章的激越声音。这真是一篇大气磅礴的文章！作者就像一个历史的巨人，目光如炬，穿越了中国的过去，中国的现在，中国的未来。每一句都像是真理的声音，分析透辟，毫不躲闪，没有虚伪。把新中国将要执行的政策，明明白白地摆在了全世界的面前。
　　对于她个人来说，更使她怦然心动的是文章中论及到孙中山的地方：“……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积二十八年的经验，如同孙中山在其临终遗嘱里所说‘积四十年之经验’一样，得到了一个共同的结论，即是：深知欲达到胜利，‘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难以平抑激动心情的宋庆龄，迫不及待地坐在英文打字机前，不假思索地噼噼啪啪地打了起来，那声音好像是唱着一支欢快的歌。不大一会儿，就写完了。
　　“大姊，麻烦你，”宋庆龄把它交给柳无垢，“帮我翻成中文吧。”
　　“好，”柳无垢接过稿纸，低头看着，“哎呀，夫人，您写的是诗啊！”
　　“诗，谈不上，不过是几句心里话吧。”
　　当天下午6点，宋庆龄在邓颖超、廖梦醒的陪同下，参加了****中央华东局、上海市委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大会。陈毅市长在会场门口迎候宋庆龄，亲自引导入座。宋庆龄与邓颖超、廖梦醒一起，坐在第一排。
　　“今天，参加我们这个大会的有孙夫人宋庆龄同志……”陈毅声如洪钟地说。
　　台下的掌声哗地响起来了，像暴风骤雨。
　　“现在，我们请宋庆龄同志讲话！”
　　掌声又响起来了，大有不上台讲话就不止息的意味。人们在等待着。
　　“哎呀，我不会讲话。”宋庆龄有些慌张。
　　“上去随便说几句吧。”邓颖超说。
　　台下的掌声越来越热烈。在掌声中，宋庆龄的表情逐渐变得坚定。她从口袋里拿出两页纸，交给邓颖超。
　　“颖超同志，我念不好，你代我念吧。”
　　邓颖超迅速地扫了一眼。
　　“好。”邓颖超说着站了起来，往台上走。
　　“我们欢迎邓颖超邓大姐代表宋庆龄同志发言。”陈毅大声说。
　　看到站在麦克风前的邓颖超，大家礼貌地停息了掌声。
　　“我不是代表宋庆龄同志发言，这是她写的祝词，因为身体不适，请我代读：《向中国共产党致敬》，这是中国人民生活中的一个最伟大的时期。我们的完全胜利已在眼前。向人民的胜利致敬！……这是我们祖国的新光明。自由诞生了。它的光辉照耀到反动势力所笼罩的每一个黑暗角落。向人民的自由致敬！……这一次胜利的战士们的力量增强了。他们的英勇无敌；他们的心，同老百姓的心连在一起。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欢迎我们的领导者——这诞生在上海，生长在江西的丛山里、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困苦中百炼成钢、在农村的泥土里成熟的领导者，向中国共产党致敬！……”
　　这激越的诗一样的语言鼓荡着听众的情绪。掌声雷鸣。
　　1949年7月1日下午2点，司徒雷登接到了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电报。电报中说，如果他现在去北平会引起美国国内各方猜疑，因此指示他不得在任何情况下访问北平，并要求他在7月25日之前直接赶回华盛顿，中途不要停留。
　　就像是一个饥肠辘辘的人，面对一桌子美味佳肴，还没来得及动筷子就被人无情地赶走了一样，司徒雷登感到了极度的失望，甚至接近到愤怒的程度。其实，他已经在跃跃欲试地为他的北平之行准备行装了，并且在脑子里有了具体的行动设想。天知道为了争取去北平与****会晤的机会，他动了多少心机，付出了多少心血呀！可是，就被国务卿这么轻轻的一句话给否决了。他如果不是第一次也是最强烈的一次感觉到自己的官太小，虽然他比国务院里所有的人都更了解中国的形势，知道在中国应当怎么做，但却不是制定政策的人。失望归失望，执行还是要执行的。他知道艾奇逊也有艾奇逊的难处，现在与****最高当局接触与否，确实是在走钢丝，进退维谷。说不定这也不是艾奇逊本人的意见，而是请示了总统。
　　司徒雷登拿起电话，让傅泾波马上来他的办公室。傅泾波很快就到了。
　　“泾波，我很遗憾地告诉你，国务卿拒绝了我的请求，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访问北平。”
　　“为什么呀，司徒先生？”
　　“电报说，现在去北平会引起美国国内各方的猜疑。”
　　傅泾波沉默地掂量着这句话的含义。
　　“很遗憾，我只能服从命令了。”
　　“司徒先生，我也感觉很遗憾，多好的机会呀！说不定您能创造奇迹呢。”
　　“是啊，也许以后他们会后悔今天的决定，谁说得准呢。泾波，请你拜会黄华，通过他转告****最高当局，美国政府不同意我去北平。就说我深表遗憾。对他们同意与我在北平晤谈表示感谢。同时，请代我对黄华的帮助表示感谢。”
　　1949年7月1日夜，北平香山双清别墅。******穿着背心，左手拿着一把蒲扇，一边扇凉一边驱赶着蚊子，右手时而拿起时而放下毛笔，批阅、起草着文电。周恩来进来了，手里拿着文件。
　　“恩来，坐。”
　　“主席，宋庆龄在上海的纪念大会上，有一篇非常精彩的发言。”
　　周恩来把文章递给******。******当即看了起来。
　　“写得好哇！”******兴奋地站了起来，“这是一首诗嘛。宋庆龄与我们党的立场没有距离呀。”
　　“是啊，宋庆龄不愧是国民党左派的领袖。这篇文章最好能在《人民日报》上登一下。”
　　“好，你马上交给《人民日报》，让明天见报。她北上的事怎么样？”
　　“这是刚接到的上海市委的电报，说小超已经拜访了孙夫人，当面呈交了主席的亲笔信。孙夫人表示需要考虑一下。她身体有病，正在治疗。看来，北上之事只能从长计议了。”
　　周恩来说着递给******电报。******接过电报看着，同时点燃了半支香烟，在袅袅烟雾中陷入沉思。
　　“这样吧，我给上海市委和颖超同志回一封电报。”
　　当夜，******为****中央起草了致上海市委并转邓颖超的电报，电报中指示必须妥善照顾好宋庆龄。
　　美丽的颐和园，是用几十万两白银的北洋海军军费换来的，它集中国园林艺术之大成，是中国皇家园林的典范作品。身处其间，天空云影，湖光山色，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令人几疑是在人间仙境。张澜在女儿的帮助下，登临佛香阁，泛舟昆明湖，走过十七孔桥，徜徉在幽静的后山，在谐趣园里观鱼，在百米长廊中看画……
　　张澜的心情好极了。
　　为了表示自己感谢的心情，张澜在1949年7月3日下午3点，到双清别墅回访了******。******在院门口把他接下车，然后引着他到办公室里的会客区坐下。
　　“表老，早就盼着你来。”******热情地说，“咱们要共同商量，建设一个崭新的中国。”
　　“人老了，话也就直了。如果你们愿意听，我一定直言直谏。”
　　“表老，对于新中国的对外方针，民盟曾经提过建议，我们今天先从这个问题谈起好不好？”******旧事重提。
　　“润之，建议是有过，但时过境迁，已是此一时、彼一时了。”
　　“噢，”******听出他话中有话，“表老的观点已经有了变化？”
　　“美国不甘心放弃在中国获得的巨大利益，也就不能放弃对国民党政权的支持，这样，新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就不可能得到根本的改善。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其他的选择，只能像主席所说的‘一边倒’。我看，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呀。”
　　“对嘛，”******高兴得击节赞赏，“我们这个国家很穷，要建设困难很多，需要很多朋友来帮助，朋友当然是越多越好，多一个朋友总比少一个好嘛。特别是有美国这样的强国做朋友，当然很好，我们求之不得?！可是，问题不在我们这一边。只要美国一天不放弃扶持国民党政权的政策，新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就一天也不能改善。我们曾经向司徒雷登提出过政治与经济分开的建议，但是遭到了他的拒绝。”
　　“上海解放后，司徒雷登曾经带着傅泾波来过一次上海。”张澜说，“他约见了罗隆基，要罗隆基向****转达，如果****放弃‘一边倒’的方针，他可以向美国政府建议，给予中国几十亿美元的援助。”
　　“司徒雷登也要陈铭枢将军向我转达了同样的意思。”******抽了一口烟，“这说明，美国还是用殖民者的眼光来看待中国人，以为有了钱，就可以买到一切。以为我们像蒋介石国民党一样，只要他们给几个钱，我们就唯命是从，跟着他们的屁股打转转。他们不知道，有骨气的中国人还是有的。西方有个谚语：‘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我们的老祖宗也说过，嗟来之食，吃下肚子是要疼的呀。”
　　“民盟在被迫解散之前，一直标榜自己是一个走第三条道路的中间派，”张澜说，“民盟成立的宣言也是这样说的。但民盟被蒋介石强迫解散后，当合法的在野党的幻想破灭了，第三条道路走不通了。去年春，民盟一部分中委在香港召开了一届三中全会，公开提出了反蒋反美的政策。这在民盟历史上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由一个走第三条道路的中间派转变为在****领导下的民主党派。我们现在就是以这种地位参加新政协的。”
　　“表老说得好，”******点着头，非常兴奋，“我们现在可以明确一点，民主党派不是在野党，而是在朝党。我们早就设想，未来的新政府将是联合政府。民主党派将在这个政府中占有一定的地位。我们要联合执政，因为我们是一道斗争过来的，民主党派都是有功劳的。”
　　“这几年来，我们对****的领导有了切身的体会，因而民盟是坚决拥护****领导的。”张澜说。
　　“美蒋都做宣传，说我们是苏联的代理人。国内也有一些朋友，担心‘一边倒’的外交会使中国丧失独立。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要知道，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奋斗几十年，牺牲了无数生命，就是为了中国的独立和富强。不管什么时候，我们都不允许任何外国操纵我们的命运。这一点，还请朋友们放心。”
　　“不客气地讲，老朽以前是有过这种担心的，之所以对主席有过一些唐突的言论，实际上就是不放心而已。现在听主席这么一讲，我就放心了。”
　　******在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致辞时，最后高呼：“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几乎是当时对新中国国号约定俗成的提法。
　　1949年7月9日，在新政协筹备会第四工作小组召开的第二次会议上，对国号进行了讨论。
　　“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名字太长了，”黄炎培说，“我主张去掉‘共和’二字，就叫中华人民民主国。还可以有个简称，叫中华民国或中华民主国。将来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就可以改称为中华社会主义民主国。”
　　“我同意任之先生的意见，”张志让说，“中华人民民主国这个名字好，可以清晰地表明，我们国家现在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
　　张志让55岁，瘦长脸，分头，浓浓的眉毛，圆圆的窄框眼镜，穿西服打领带，一看就是留过学的人。他是江苏武进人。著名法学家。早年留学美、德，曾任北京大学、东吴大学教授，现任复旦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