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章 国母北上共创建国大业 (3)

　　李宗仁劝绥远不要单独跟****和谈，而应当由广州政府统一与****和谈，同时希望傅作义向****提出撤销惩办战犯的要求，劝傅作义为国民党效劳。
　　阎锡山是傅作义的老长官，说的也都是与蒋、李意思差不多的话。
　　傅作义向徐永昌披肝沥胆，详细地介绍了他之所以要举行北平和平起义的初衷和经过情形。
　　“宜生，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你也是身在屋檐下，不得已而为之呀。”
　　“不，次宸，你还是不明白，现在这样的局面，是我主动选择的结果。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当初的选择没有错，而且是我一生中所做出的最正确的选择。”
　　“可是宜生，你不知道，有不少人骂你，说你是认贼作父。作为老朋友，我实在是听不过去。”
　　“没关系，谁愿意骂就骂。是贼不是贼，要由大多数人说了算。好多人说蒋先生是独夫民贼呢，你能说没有一点儿道理？”
　　“宜生，咱就不说这些了，反正我觉得吧，你这回来到绥远，脱离了共产党的控制，是个机会。人家已经放虎归山，你可不能犯傻，再重入囚笼啊！”
　　“次宸，这里你有个误会，认为我在来绥远之前，人身是不自由的。其实，起义以后共产党一直对我讲，想去哪里都自由，来者欢迎，走者欢送，还要送一笔路费。我这不是就来到绥远了嘛，说明人家说话是算数的。我之所以留在北平，从积极的方面说，是我想为人民做一些工作；从消极的方面说，也是为了我自己的安全哪。你说，我到了别的地方，包括香港，能躲得过蒋先生的那帮特务吗？”
　　“这次我来之前，总裁对我讲，只要你跟我回去，他保证你的绝对安全，不但不会加害于你，还会让你担任西北军政长官。他说，他以他个人的名誉保证。”
　　“哼！”傅作义的鼻子里哼出了一声，“蒋先生的为人，尽人皆知。张汉卿东北易帜支持他，他才统一了全国。西安事变关了他几天，还把他送回去，他把汉卿一直关到现在。南满作战是蒋先生亲自指挥的，卫俊如没有发一个命令，战败后他要追究卫俊如的责任。我在北平和平起义，蒋先生岂能容我？我要随你去广州，必遭不测。”
　　“宜生多虑了。德邻先生和百川先生也都希望你去广州。”
　　“退一万步说不是这样，蒋先生的政权排斥异己，分党分派，争权谋利，贪污腐化，已经丧尽了军心民心。大势已去，国民党必败，任何力量都不能挽回。我即便去广州也无能为力。不只北平、绥远，全国很快都要解放了，这是历史的必然。再跟蒋先生走，最终也只是陪他殉葬。我不愿替他卖命，自去找死。次宸，我劝你也不要回去了，你也投向共产党，咱们一起走这条光明大道。否则是自取灭亡，还得落个千古罪人。”
　　“那么，我回去对德邻先生怎么回答呢？”
　　“绥远单独与****和谈已成定局。国民党中央停止他们的一切补给，想困死他们，他们已经伤透脑筋，我不便再说由中央统一进行和谈了。我希望德邻先生也不要再犹豫，应该接受****八项和平条件，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建设新中国。”
　　“我向德邻先生报告后，看他还有什么主张吧。”徐永昌无可奈何地说。
　　1949年9月15日下午5点，邓力群奉****中央的命令，携带着张治中致陶峙岳、包尔汉的电报，从伊宁乘飞机秘密抵达迪化。国民党新疆省主席包尔汉、新疆省府秘书长刘孟纯、迪化市市长屈武、国民党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刘泽荣到机场迎接。
　　“邓先生，你好！欢迎你来到迪化！”包尔汉与邓力群握手时说。
　　“包主席好！谢谢包主席！”
　　为了确保邓力群的安全，返回住地时，包尔汉与邓力群同坐一辆汽车，并把邓力群接回到自己家中居住，并且通知了陶峙岳。第二天上午，包尔汉向邓力群汇报了关于和平解放新疆的准备工作。正说着，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来了。
　　“邓先生，你好！欢迎你来到迪化！”陶峙岳热情地握着邓力群的手说。
　　“陶将军好！”
　　“陶将军、包主席，****中央、毛主席要我转达对你们的问候。”
　　“谢谢，谢谢！也请邓先生转达我们对****中央、毛主席的敬意。”
　　“我带来了张治中将军给你们二位的电报，还有一封是张将军给陶将军的电报。”
　　邓力群说着把电报给了他们，他们迫不及待地看了起来。
　　“太好啦！邓先生，张长官的这两封电报来得太是时候了。张长官对我们晓以大义，指示周详，这一下，我就更知道应该怎么做了。”陶峙岳说。
　　“是啊，邓先生，你在茫茫黑夜中给我们送来了一盏明灯。能够跟****中央、毛主席直接联系，跟张长官直接联系，我们和平起义就更有信心了。”包尔汉说。
　　“****中央、毛主席非常关心新疆，对陶将军和包主席寄予厚望。人民解放军很快就要进疆了。****中央、毛主席希望陶将军和包主席选择适当的时机，脱离国民党广州政府，举行和平起义，协助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新疆……”
　　离开包尔汉家，陶峙岳当即与部属谈话摸底，结果绝大多数军官都同意起义，不愿意起义的只有马家军骑兵师师长马呈祥，胡宗南的整编七十八师师长叶成，一七九旅旅长罗恕人。在陶峙岳的说服下，他们同意带少数人出走，把部队交给陶峙岳。9月17日，陶峙岳、包尔汉复电张治中，说明情况，并表示“在保障国家领土、维护本省和平及避免军队无谓牺牲之三项原则下，选择时机，和平转变”。
　　天上干净得没有一朵云。偶尔飞过一群带着鸽哨的鸽子，仿佛就是天上的白云。在湛蓝色天空的背景下，天坛祈年殿穹顶的轮廓被勾勒得异常清晰。深蓝色的琉璃瓦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烁着灿烂的光芒。从祈年殿这里望出去，四外都是天。虽然这里的绝对高度并不高，但是却使人觉得离天很近很近。好像真的到了天宫，天低得伸手可触，天在静静地倾听人的声音。这样的感觉效果究竟是如何达到的，令人费解。使人不能不佩服中国古代建筑大师们的匠心独运。
　　1949年9月15日下午3点，******与一群新政协的代表在这里参观。
　　“表老，新政协召开在即，民盟内部都有什么反映啊？”
　　“有些人认为，反蒋、争和平的目的已经达到，民盟没有再存在的必要，应当取消。”张澜说。
　　“哎——好好的组织，怎么能取消呢？现在，新中国如大厦初建，独木难支，正需要大家共同出力啊。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嘛。”******说。
　　“少数人有息影林泉的打算。”
　　“噢，他们要学范蠡、陶渊明呀。从前有句话说‘飞鸟尽，良弓藏’，我看，现在应改为‘飞鸟尽，良弓转’，转向更好的方面去。努生兄，以为如何呀？”
　　“我不同意取消民盟，但我也不同意民盟现在的做法。”
　　“唔，愿闻其详。”
　　“民盟不应成为贵党的附庸，而应持独立的立场。”
　　“哎——努生！”张澜急忙阻止。
　　“不，表老，努生先生说得不错。民盟本来就独立于敝党，所以才谈得上联合呀。采取与敝党联合的立场，我相信是民盟独立选择的结果，说是附庸，并不妥当。”
　　“是是，我承认不妥。但是，民盟应当保存对贵党批评的权利。”
　　“完全正确。为什么不哩？我们共产党人的三大法宝之一，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自己都要批评自己哩，哪有不欢迎别人批评的道理呢？一个人的耳边需要经常听到一些不同的声音，一个党也是这样。开句玩笑，不要说是你努生先生，就是蒋介石，如果他批评得对，对人民有好处，我们也求之不得哩。”
　　“那好，恕我直言。中国应当学习欧美的民主制度，不应当仿效苏联的********。要实行民主制度，就要有反对派。民盟最好不参加联合政府，而成为在野党。”
　　“努生先生留学英美，对那里的政治制度情有独钟啊。”
　　“是啊，年轻时学的就是这些，早已融入血液，想丢也丢不掉了。”
　　“我年轻时信仰的也是这些——议会制、两党制、三权分立呀。努生先生研究过没有，中国搞议会制有多少年了？”
　　罗隆基觉得很突然，稍微想了一下。
　　“嗯……一民国就有了吧？”
　　“对呀，整整三十八年喽。如果从戊戌变法算起，就有半个世纪了。这么长时间的政治实践，成绩如何哩？”
　　罗隆基思忖了一下，摇了摇头。
　　“唔——不理想。”
　　“原因何在呀？”
　　“中国人缺少民主的训练。”
　　“噢，学生不争气。那先生们哩？”
　　“您是说欧美诸国？”
　　“对。”******一点头。
　　“那还用说，当然是希望中国建立民主政体啦！”罗隆基险些笑出声来。
　　“我看未必吧？”******反问道。
　　“为什么呢？”
　　“远的不讲，这两年多，美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逼迫民盟解散，好像都不支持这个结论哪。”
　　罗隆基语塞。他想起了一件往事。
　　1947年10月27日，国民党政府以“勾结共匪，参加叛乱”的罪名，宣布民盟是“非法团体”。张群威胁说：“民盟总部如不解散，各地干部将有七百余人被捕，罗隆基有生命危险。”罗隆基去找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企图让司徒雷登出面斡旋。没想到司徒雷登不但不肯为民盟说一句话，反而劝民盟“光荣解散”。
　　“一个国家建立什么政治制度，要符合它自己的实际情况。”******说，“美国之所以产生两党制，是因为两党分别代表了美国东北部的资产阶级和南方的奴隶主，它们之间还爆发过一场战争啊。苏联之所以实行一党制，是因为俄国的资产阶级及其党派坚决地站到了革命的对立面，所以革命政府里就没有了他们的位置。中国既不同于美国，也不同于苏联。民主党派十几年来同共产党携手合作，所以现在要成立联合政府，而不是共产党一家的政府。民盟用实践证明了它是革命派，而不是革命的反对派。所以，它应当是联合政府的参政党，而不是在野党。”
　　“联合政府中只有贵党有军队，要是独断专行，谁来辖制？”
　　“一靠自我约束，二靠人民监督，也包括民盟的监督啊。任何一个生命，如果自己不争气，别人是没有办法的。诸葛亮那么聪明，也扶不起一个阿斗啊！”
　　“那倒也是。”
　　“世界上不犯错误的政党是没有的。如果敝党犯了错误，不但努生兄应当反对，我******也会反对呀，不必分党派轩轾。而如果敝党正确，又干吗要互相反对哩？”
　　罗隆基沉思。
　　“努生先生走南闯北，见多识广，见过外国有祈年殿这样的建筑没有？”
　　罗不解其意，想了一会儿，摇了摇头。
　　“嗯……没有。”
　　“对嘛，随人作计终后计。邯郸学步，东施效颦，徒遭笑话。我们的祖先是有创造性的。作为他们的后人，我们也应当有创造性。多党合作，协商建国，就是我们的创造！”
　　******的声音就像安了扩大器一样，在回音壁嗡嗡地回响……
　　1949年9月15日，新疆政协代表团乘火车到达北平。这座古城给赛福鼎•艾则孜的第一印象，不像是刚刚解放的城市，倒像是一座早已建立了政权的国家的首都。到处都可以感到欢欣鼓舞、欣欣向荣的气氛。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准备工作在紧张有序、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好像不仅仅是在准备一次会议，而是在精心策划着一个盛大的节日庆典。
　　9月16日下午5点15分，新疆代表团的全体同志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中南海西花厅。在门口等候的齐燕铭把他们引进客厅坐下，然后也坐下陪他们说话。
　　“周副主席因为临时有个重要的事要处理，”齐燕铭带着歉意说，“过一会儿就到。他请求你们谅解。”
　　“没关系，没关系。”赛福鼎•艾则孜说。
　　在他的心目中，这些平素景仰的中央领导一定是仪表堂堂、身材魁梧、神秘而难以接近的人物。日理万机是肯定的。想到就要见到周恩来了，他的心情既激动又有些紧张。
　　一位穿着朴素的年轻人拎着暖水瓶进来了，给他们每个人沏了茶。
　　赛福鼎喝了一口茶，品着茶的味道。一位穿着发白的蓝色中山服，脚上穿着圆口布鞋的中年人走了进来。赛福鼎没有理会，以为又是一位工作人员，因为这位中年人穿着与倒水的年轻人一样的衣服。这位中年人向赛福鼎走了过来。
　　“您就是赛福鼎同志吧？”中年人看着他问。
　　“哦，对，我是。”赛福鼎坐着随口答道。
　　“我是周恩来。”中年人说着把手伸了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