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的美国观9 |
| 作者：唐洲雁 文章来源：网络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4/11/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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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主要研究面向世界视野下毛泽东的美国观，实际上是探讨上个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末毛泽东的美国观。它主要围绕两条线索、两个方面展开：一个是通过朝鲜战争、炮击金门、援越抗美以及中美大使级谈判等事件和活动，与美国进行直接的较量和对抗，并从中得出“美帝国主义是最危险的敌人”的结论，形成了反对帝国主义视野下的美国观；另一个是通过国际国内“反修防修”的斗争，对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战争观、革命观和帝国主义观等一系列基本观点进行论辩，并以此为指导，深化对美国现行政策、外交方针及其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形成了反对修正主义视野下的美国观。
第五章主要研究反对霸权主义视野下的美国观，实际上是探讨毛泽东晚年的美国观。它主要经历了从“联美抗苏”，到反对“两个超级大国”；从提出“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构想，到形成“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发展演变。这一时期毛泽东的美国观，可以看出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从60年代着眼于反对修正主义到70年代着眼于反对霸权主义，毛泽东对美国的认识更加趋于务实，对中美关系的处理更加注重国家利益和安全，体现了从革命理想主义到革命现实主义回归的显著特征。与此相对应，毛泽东的外交和国际战略思想，也逐步实现了从60年代比较突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到70年代更加注意国家利益与安全的转变。
本书关照了毛泽东一生对美认识的全过程。如果从1907年前后读到《盛世危言》、在书本上初识“美利坚合众国”算起，到1976年去世为止，毛泽东对美国的认识经历了将近70年的发展。70年来，毛泽东的美国观充满了曲折和变化。其中大的变化主要有这么几次：
第一次，是从早年通过书本接受美国印象，在新文化运动中接触美国思潮，在社会改良实践中推行美国理念，到完成世界观的转变，最终选择“走俄国人的路”，实现对“美国精神”的消解。
第二次，是在建党、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从不断揭露美国对外侵略、扩张的“帝国主义本质”，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到呼吁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视美国为中国的“友邦”。
第三次，是在抗战时期，从防范“远东慕尼黑阴谋”，到“放手与美军合作”，利用苏美英等国际力量限制国民党反共高潮；再到“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最后提出打倒“美蒋反动派”。
第四次，是在20世纪50年代，从朝鲜战场、炮击金门的正面对抗，到实行和平外交政策，推动中美大使级谈判。
第五次，是在20世纪60年代，从反对“美帝国主义”头号反动派，到“反帝返修”双拳出击。
第六次，是在20世纪70年代，从实行“联美抗苏”的“一条线”国际战略，到进行“三个世界”的划分，同时反对两个“超级大国”。
70年来，毛泽东在对美国认识的不同发展阶段，表现出了不同的认识特点和理论特征。其中在早年的认识特点是，注重学以致用，初步表现出注意把握时代精神的世界眼光；在建党到大革命再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则注重从理论上揭露美国对外侵略扩张的帝国主义本质，阐明反帝反封建的中国革命性质，并在实践中找到了武装斗争的中国革命道路，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思维和阶级分析方法的威力；在抗战时期，由于毛泽东已经确立了在全党的领袖地位，因此他对美国的认识开始转变为中共应对美国的指导思想，成为实际斗争的策略方针，表现出务实性和策略化的特征；解放战争时期，注意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揭露美国“扶蒋反共”的真实面目，坚持了原则性和灵活性、斗争性和策略性的统一；建国以后，为了实现祖国统一和维护周边国际环境，与美国进行了正面斗争和直接对抗，随后发展到积极支援“世界革命”，表现出某种理想主义的热情和特征；到晚年，更加注意从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出发来处理中美关系，对美认识实现了革命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统一，进一步突出了务实性的特征。
总之，毛泽东一生对美国的认识充满了曲折和变化。从早期的“帝国主义”到中间的“纸老虎”，再到晚年的“超级大国”，经历了一系列从否定到否定的发展历程。而在其中每一个大的认识阶段上，又经过了若干次小的反复和循环，并表现出了不同的认识特征。正是这种充满曲折变化的思想历程，构成了毛泽东对美国认识的历史轨迹。
正是为了厘清毛泽东美国观的发展轨迹，笔者在写作过程中，努力以毛泽东一生处理中美关系的实践为研究对象，试图从外在的客观活动来发掘内在的主观世界、心路历程，把握他面对美国的世界眼光、发展思维和务实精神；着重从他一生与美国直接间接的学习、接触、交往和斗争中，来考察他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于美国认识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讲清他从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从民族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从意识形态的分歧到军事上的对抗、从冷战到缓和等这样几个转变的关节点；努力理清其发展变化的思想脉络，揭示导致这种起伏变化的主客观原因，及其由此带来的外交策略的转变与调整，从中把握中美关系的大致走向，并为今天处理这类问题提供一些历史的借鉴。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本书既不可能仅仅局限于从纯粹哲学、政治、外交、文化等观念角度去透视毛泽东和分析毛泽东的美国观，也不可能单纯从概念、范畴和逻辑体系的角度来探讨毛泽东对美国的认识，而必须通过对毛泽东头脑中美国认识的来源及其支撑系统，包括社会背景、文化背景，特别是中美关系中的政治、权力、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客观展现，将毛泽东的美国观置于历史的场景中，置于发展的过程中，把握毛泽东对美国认识的内在逻辑和历史发展，从而使“观念”与“历史”达到某种统一。正如美国学者施拉姆所言：“思想来源于历史，思想也决定着历史的进程”，“思想观念是通过吸收各种来源而形成的，而且在系统化之后，就要达到一定的目的而去加以应用。”这就是说，“历史”与“意志”的相互作用，决定了“观念”的发展，而观念史就成了主客观诸多因素交互影响的产物。
在对毛泽东美国观的考察中，本书还力求把它视为一个由多种因素合力促成的趋向，从主观和客观、内因和外因、理论和实践等多个侧面进行分析。既然毛泽东的美国观本身就是由多种对立因素构成的辨证统一体，那么在叙述的过程中，就应尽力揭示出相互制约的各个侧面，使得分析更加接近毛泽东的思想原貌；在研究思路上，就应摆脱单纯从某一个领域进行探讨的模式，建立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本书努力以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态度，全面而准确地把握毛泽东对美国的认识，以助于拓宽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视野，推动中美关系史、中共党史以及其他相关学科和领域的研究。不足的是，由于笔者水平所限，在从大量史料中努力把握毛泽东认识美国思想脉络的过程中，对于“超越文本”进行意义分析方面还显得薄弱；特别是由于掌握的外文资料不足，在研究毛泽东美国观的过程中，对美国人眼中的毛泽东还缺乏比较全面的对比分析，影响了文章的深度和厚度。此外，由于时间仓促，仍然难以避免史料考证和运用中出现的问题甚至差错，敬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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