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姐姐张爱玲20
我的姐姐张爱玲20
我父母一直想和二伯父分家，搬出去过小家庭生活。但一直找不到适当的借口。后来他托在北洋政府做交通部总长的堂房伯父张志潭引介（张于一九二一年五月出任该职），终于在津浦铁路局谋了一个英文秘书的职位。如此才顺理成章的分了家。一九二三年，我姑姑和我们一起，由上海搬到了天津。
我母亲思想开明，是旧社会的进步女性。
那一年，我父母二十六岁。男才女貌，风华正盛。有钱有闲，有儿有女。有汽车，有司机；有好几个烧饭打杂的佣人，姐姐和我还都有专属的保姆。那时的日子，真是何等风光啊！
但不久我父亲结识了一班酒肉朋友，开始花天酒地。嫖妓，养姨太太，赌钱，吸大烟，一步步堕落下去。
我母亲虽然出身传统世家，思想观念并不保守。尤其受到五四运动及自身经验的影响，她对男女不平等及旧社会的腐败习气更为深恶痛绝。传统的旧式妇女，对丈夫纳妾、吸大烟等等行径，往往是只有容忍不置一辞：因为家里并无她们发言的地位。我母亲对父亲的堕落则不但不容忍，还要发言干预。我父亲虽也以新派人物自居，观念上，还是传统的成分多。这就和我母亲有了矛盾和对立。
我姑姑也是新派女性，站在我母亲这一边。后来发现两个女人的发言对一个男人并不产生效力，她们就相偕离家出走以示抗议——名义上好听一点，是说出国留学。一九二四年夏天，我母亲二十八岁，已有两个孩子。这样的身份还要出国留学，在当时的社会是个异数。由此也可看出我母亲的果敢和坚决。思想保守的人，说她“不安分”；思想开明的人，则赞扬她是“进步女性”。姐姐在《童言无忌》里说：
我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母亲的。她是个美丽的女人，而且我很少机会和她接触，我四岁的时候她就出洋去了，几次回来了又走了。在孩子眼里她是遥远而神秘的。有两趟她领我出去，穿过马路的时候，偶尔拉住我的手，便觉得一种生疏的刺激性。
姐姐比我活泼伶俐，讨人喜欢。
所以我有记忆的开始，母亲已和姑姑出洋去了。姐姐和我，成天就由保姆带着，在院子里玩。有时也上公园走走，或到亲戚家玩玩。我从小就常发烧感冒，有时保姆带着姐姐出门去，我只能留在家里。小小年纪，我就觉得姐姐比我幸运，也比我活泼伶俐，讨人喜欢。
那时姐姐和我最快乐的事是母亲从英国寄衣服回来。保姆给我们穿上新衣服，仿佛过新年一般喜气洋洋。有时母亲还寄玩具回来，姐姐一个，我也一个。当时我们都还小，保姆照顾我们也周到，对于母亲不在家中，似乎未曾感到太大的缺憾。后来年纪大了以后，回想母亲自国外给我们寄衣服和玩具这件事，我才了解她当时的心情是何等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