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传29
张爱玲传29
小学生下学回来，兴奋地叙述他的见闻，先生如何偏心，王德保如何迟到，和他合坐一张板凳的同学如何被扣一分因为不整洁，说个无了无休，大人虽懒于搭茬儿，也由着他说。我小时候大约感到了这种现象之悲哀，从此对于自说自话有了一种禁忌。（《童言无忌》）
母亲缺失的影响是明显的。不过，教育逐渐促成了张爱玲在知识和理想方面的发展。搬到康乐村后不久，张爱玲父亲又为她弟弟聘请了一位六十多岁的朱先生教古文。朱先生性情温和，待人很亲切。张爱玲放学回家后，也常和他谈天说地。有一次，张爱玲从她父亲房里找出一部《海上花列传》，书中妓女讲的全是苏州土话（吴语），有些她看不懂，就硬缠着朱先生用苏州话朗读书中妓女的对白。朱先生无奈，只得捏着喉咙学女声照读，她和弟弟听了都大笑不止。她对《海上花列传》的痴迷也是从那时开始的。
1934年，张爱玲从黄氏小学升到了圣玛丽亚女中高一年级。这时候她开始有了对自己未来的设想。她的计划海阔天空，她想中学毕业后到英国去读大学，想学画卡通画片，尽量把中国画的作风介绍到外国去，
“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自己有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她的理想明显带有她母亲欧化生活方式的痕迹。但这种理想还未及付诸实行，她的家又发生了“一件结结实实的，真的事”，她父亲又结婚了。
这件事情是张爱玲整个少年时期阴郁记忆的开始，也一点一点地削去了她对家的热爱，导致她最终从父亲的家中出逃，并逐渐自己面对这个社会，“站在赤裸裸的天底下”。
她父亲这次再婚娶的是孙用蕃，即孙宝琦的第七个女儿。这桩婚姻说来与1933年房地产行情看涨有关。张爱玲父亲因这年房产价涨经济条件好转，与原来的亲戚间走动又频繁了些，其中有位亲戚就介绍了她父亲给日商住友银行的在华买办孙景阳做助手，处理与英美银行等洋行业务的书信往来。她父亲因在津浦铁路局做过英文秘书，处理英文商业信函等事务还颇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