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传42
张爱玲传42
不但面对现实社会张爱玲无所适从，更要命的是，她于默然中体味到了母亲的失望。在母亲面前，她多少感受到了某种压抑与不安。她的母亲虽然不是什么成功人物，但是母亲几度出洋，而赴欧留学深造恰恰是她的人生目标；另一方面，她母亲又是“西洋化的美妇人”，似乎也善于社交场合的酬酢，在她的交游中甚至不缺乏徐悲鸿、胡适之这样的文化名流。张爱玲的敏感与不安因这种似有似无的对比而加深着。而且，对母亲的看法也在发生不知觉的变化，“在父亲家里孤独惯了，骤然想学做人，而且是在‘窘境’中做淑女，非常感到困难。同时看得出我母亲为我牺牲了许多，而且一直在怀疑着我是否值得这些牺牲。我也怀疑着。常常我一个人在公寓的屋顶阳台上转来转去，西班牙式的白墙在蓝天上割出断然的条与块。仰脸向着当头的烈日，我觉得我是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着像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的人，困于过度的自夸与自鄙”，“这时候，母亲的家不复是柔和的了”。
日寇已经占领了上海，街上到处走着穿着黄军装的异族士兵，张爱玲在母亲的家里突然体会了乱世无家的惶。一种漂泊无依的伤感悄然袭中了这个临街而立、个头高挑、面色忧郁的少女，难道母亲说的“跟了我**要吃得苦的”，就是指的这种感觉？难道何干说的“千万不可以走出这扇门呀！出去就回不来了”，也是在暗示这种无家的恐惧与不安？这不仅仅是情感的归依问题，更重要的是经济来源的问题。母亲的窘境她是逃来不久就发现了的，“我逃到母亲家，那年夏天我弟弟也跟着来了，带着一双报纸包着的篮球鞋，说他不回去了。我母亲解释给他听她的经济力量只能负担一个人的教养费，因此无法收留他。他哭了，我在旁边
也哭了。后来他到底回去了，带着那双篮球鞋”。母亲是应诺承担她的生活费用与教育费用了的，可她对母亲内心的想法已经心怀犹疑：她是一个无望成为淑女的女孩，母亲对她已失望，她或许正在后悔为自己作出的牺牲，一个“活着使自己处处受痛苦”的女儿或许并不
值得她去做那些牺牲。何况，她来后不久也见到过母亲的美国男朋友（张爱玲从未在谈话或文章中提及此事），凭她的感觉及判断，她亦知道母亲对她的责任与感情现在都是有限度、有条件的。不久前还在想着的那些问题，没志气的弟弟、讨厌的后母、冷漠的父亲等等，都在这一刻远去了，变成一种青春期的忧伤、一种轻轻的感伤远去了。那里面尽管也满布着愁怨与抑恨，但说到底也只是一种孩子与父母间的争执与冲突，而既然是孩子，就是有家的，有父母在作庇护的。而现在呢，十八岁的张爱玲发觉自己虽然身在母亲、姑姑雅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