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冯玉祥北上 (1)

　　写下遗嘱的当天晚上，冯玉祥在日记里写到：“我的遗嘱写好了，不怕任何时候死去。”
　　滹沱河，发源于山西省五台山东北方向的泰戏山，大模大样地向西南方向流淌过去，优雅地像跳圆舞曲似的在山西北方的腹地兜了半个圈儿，然后果决地径直拐向东方，穿割太行山坚硬的崖壁，不可阻挡地冲下河北平原……
　　在与山西省临近的太行山东麓，滹沱河北岸，有个向阳的马蹄形山湾，坡上住着几十户人家，三面环山，一面临水，这个村子叫西柏坡。
　　1948年5月27日，毛泽东一行乘坐吉普车来到平山县西柏坡。刚下车，其他中央书记都来迎接、慰问。
　　“主席受惊了，”周恩来握着毛泽东的手，“大家都很担心哪！”
　　“抱歉，让同志们心焦喽。不打败蒋介石，我是不会到马克思那里去报到的。”
　　“老毛，可把我吓坏喽，直埋怨恩来和弼时，”朱德说，“不该把你留在城南庄。”
　　“谢谢总司令的牵挂。是我要留在城南庄的，不关他们的事。这回可长了大见识，看着飞机……”毛泽东伸出两个手指，在头顶比划了一个圈儿，“在头顶上下蛋。”
　　“这种见识，最好不长。”刘少奇抽着烟，不以为然地摇摇头。
　　“要不是荣臻他们……硬抬着我走，可能要结伙食账?。”
　　“敌人为什么搞得这样准？是不是有内奸啊？”任弼时皱着眉头问。
　　“荣臻也这样想，正在查……噢，对了，恩来，汉年来电报了没有？”
　　“一直在催。”周恩来一脸无奈。
　　“还没有……”毛泽东低头思忖了一下，“唉，战争环境，关山阻隔，也是没办法的事。汉年一定有难处。难怪杜甫说：‘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呢。”
　　6月13日晚，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上海局、香港分局并告潘汉年电：
　　……请你们向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贤达征询关于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有关问题，如开会时间、地点，何人召集，到会代表，应当讨论的问题，人民代表会议何时召集以及如何召集等项的意见。……
　　中共香港分局收到了这封电报，并把电报的精神传达给了李济深和沈钧儒。
　　1948年6月16日，在香港天后庙道4号四楼中共中央香港分局负责人之一的连贯家，民主人士就政协会议的具体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现在，中共中央又来了电报，希望我们就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参加者等方面再讨论一下。大家都谈谈吧。”李济深作了个开场白。
　　“在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的时间上，”沈钧儒捋着白花花的胡子，“我认为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主张迅速召开，越快越好，趁热打铁，事不宜迟啊！”
　　“我认为不能太快，总得筹备一下吧？”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负责人谭平山62岁了，圆圆的脸，须发皆白。他环视着大家，“具体的日子我都想好了，以今年的******开幕为宜，象征着我们继承了辛亥革命的事业。”
　　“我不同意在******开幕。”马叙伦63岁，瘦长脸，背头，戴着圆圆的眼镜，上唇的胡须在嘴的两边长达下颌，下巴的胡须仅到胸口。他摆着手明确反对，“那是民国的国庆，我们跟国民党有没有区别？人们还会以为，我们的新政协与旧政协是换汤不换药呢。我主张在1949年元旦那一天开幕，新年伊始，万象更新，也有个新的气象。”
　　马叙伦字夷初，浙江杭县人。辛亥革命前参加同盟会，民国后任上海《国粹学报》、《大共和日报》编辑、总编辑，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教授，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次长。1946年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
　　“我同意夷初老的意见，在1949年元旦召开最好。”60岁的王绍鏊马上赞同马叙伦的意见。
　　王绍鏊字却尘，江苏吴江人。曾同章太炎等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后改为统一党）。九一八事变后，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并同蓝公武等在北平发起组织救国协会，支援东北抗日联军和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6月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入狱，至七七事变后出狱。1945年底，与马叙伦等共同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
　　“新政协什么时间召开，要看形势的发展，不能刻舟求剑。”中国人民救国会的李章达说，他其实是不同意沈钧儒意见的，觉得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时机还不太成熟。
　　李章达58岁，字南溟。广东省东莞县人。1911年加入同盟会，参加武昌起义。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协助蒋光鼐筹划军机事宜。福建人民政府成立，任政府中央委员兼政治保卫局局长。1941年参与筹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和创办《光明日报》。1948年参与组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民革第一届中央常务委员兼秘书长。
　　“嗯……现在召开新政协，恐怕为时尚早……”郭沫若微微颔首，字斟句酌，“不过……可能也到时候了，再拖下去也不见得就好。嗯……我说不好。”
　　郭沫若56岁，字鼎堂，四川乐山人。代表作诗集《女神》在中国文学史上开一代诗风。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后流亡日本，埋头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后改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
　　“政治协商会议什么时间召开，不是香港这里能决定的。”茅盾冷冷地说。
　　茅盾52岁，字雁冰，浙江嘉兴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毛泽东任代理部长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做秘书。大革命失败后，自武汉流亡上海、日本，成为著名左翼作家。
　　“关于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的地点，我不同意在哈尔滨，而主张在关内找个城市。以避免敌人攻击我们的新政协、新政权有国际背景，是苏联的傀儡、代理人这类的说法。”王绍鏊犹豫了一会儿，终于直抒胸臆。在哈尔滨开政协，是毛泽东那封信中的提议。而不少民主人士都有这种顾虑。
　　“却尘兄的说法，我有同感。哈尔滨是不合适，离苏联太近。这是授人以柄，给人家留话把儿啊！嗯……政治协商会议最好在是中共拿下平津之后，在平津召开。在北平最好，北平是元明清三代、八百年的古都啊，是我们民族的象征。”
　　借着王绍鏊的意见，李济深也说出了自己的建议。而且他的提议不但包含地点，还暗含着开会的时间。就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这件事来说，他个人觉得还是早了一些。也许作为一个号召说说还行，但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具体实施，则未免言之尚早。他是个职业军人，知道攻城略地，斩将夺旗，绝不像书生们喊喊口号、纸上谈兵那样容易。现在，中共是打得不错，但也只是占了东北的大部和华北的大部，全国的绝大部分城市和土地还是老蒋的呀！老蒋虽然打得不好，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要彻底打败他，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办到的。要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组建全国性质的政府，最起码得有半壁江山才行啊！可是中共正在兴头儿上，明说了就等于泼冷水……
　　“我认为任公的说法有些不妥。政协会议在什么地点开，本来是以政治为前提的，如果定在‘拿下平津之后’，就成了以军事为前提了。”李章达听出了李济深的弦外之音，马上进行反驳。
　　“至于新政协的参加者，我主张不应画地为牢，而应当扩大到国民党内蒋介石下面反蒋的各种力量，比如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尤其是李宗仁、白崇禧，据我所知，与蒋介石有很深的矛盾。总之，团结的人越多越好嘛。”李济深说。
　　因为李济深是国民党元老，在国民党内门生故旧极多，又与桂系渊源甚深，所以，他老想多团结一点国民党人，尤其是拉住桂系。
　　“我觉得任公有宽大主义的倾向。难道只要反蒋就是革命的嘛。”谭平山说。
　　“我同意鸣谦兄的意见，国民党内派系林立，有些派系同蒋介石的矛盾，是狗咬狗的矛盾。他们即使反蒋，也不是革命派，不能团结。”李章达的话斩钉截铁。
　　“我看也不必如此极端，对任公说的那些人，可个别争取，但是，不能集团争取。”马叙伦把他们两边的意见做了折中。
　　民主人士们众说纷纭，久议不决。
　　继1948年5月发表拥护《五一口号》宣言的民主党派之后，在香港的中国致公党6月9日、中国民主同盟6月14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6月25日分别发表了拥护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的宣言。但是，在香港的市面上，仍然流传着李济深在到底联共还是联桂的问题上犹豫不决的谣言。这大概跟李济深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发表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声明时间较晚有关。
　　西柏坡的房屋是典型的北方农村建筑，土坯垒墙，黑瓦覆顶。毛泽东住着一个农家小院，邻院住着周恩来。在周恩来这个院的西北有一间低矮的土坯房，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兼中共********作战室的所在地。
　　解放军总部兼作战室内只有十几平方米，墙上挂满了5万、10万比1的军事地图，地图上插着代表我军和敌军番号的红蓝小旗，标明着两军的最新态势。屋里紧紧地摆着三张桌子，一张是作战科，一张是情报科，一张是资料科。从名称就可以知道它们的职责了。
　　毛泽东抽着烟，对着地图长时间地思索。由于太聚精会神了，以致纸烟烧到手才发觉。周恩来站在他的旁边。
　　“恩来，你看，如果我们进军江南，美国会不会出兵干涉哩？”
　　“嗯……可能性不大吧，美国现在对蒋介石越来越丧失信心，援助也越来越少了。”
　　“能不能找个知道内情的人了解一下？”毛泽东用征询的目光望着他。
　　“嗯……”周恩来眼神在空中捕捉了好一阵儿，忽然，“有了！”
　　“谁？”
　　“金仲华。”周恩来很肯定。
　　“金仲华……”
　　“《世界知识》的主编，宋庆龄在保盟的助手，小民革的中委……”
　　“小民革”是在中共领导下的活动于国统区的秘密革命团体，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1941年夏天，在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在重庆领事巷10号康沁之公馆成立，起名“中国民族大众同盟”，一年后改为“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它的主要任务是利用各种渠道，广泛联络国民党上层中愿意进步的人，推动他们坚持团结、民主、抗战。
　　“认识，认识，我在重庆见过他，是和孙夫人一起来的。”毛泽东说。
　　“他是国际问题专家，写过很多国际问题评论，抗战以来，又在美国新闻处干了很长时间。可以说，是最合适的人选。”
　　“我看过他写的时评，很有见地，文笔也很不错?。”
　　“是啊，孙夫人的很多文章，是由他和廖梦醒从英文译成中文的。”
　　“好，让吴克坚找他。”
　　吴克坚48岁，湖南省平江县人，1924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在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中央特科工作。1936年6月任中共在法国巴黎秘密创办的《救国时报》总经理兼做旅欧华侨的统战工作。1938年初回国，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副秘书长。后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务委员、《新华日报》总编辑。抗战胜利后，参加中共代表团进行国共和平谈判。1946年后被派往上海、浙江等地负责党的地下情报联络工作。徐淡庐31岁，重庆市人。1935年在重庆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以经商和新闻记者职业为掩护，长期从事统战和情报工作。
　　上海，深夜。
　　吴克坚、徐淡庐相约来到金仲华的寓所，就解放军渡江南下美国是否会出兵援助蒋介石的问题请教金仲华。
　　金仲华说：“要说清这个问题，请允许我扯得远一点，当前世界上最大的矛盾，是美苏之间的对立。对立最尖锐的表现就是‘杜鲁门主义’，也就是以经济和军事的手段援助受到共产主义威胁的国家，比如希腊、土耳其、伊朗、法国、朝鲜、中国等等，以造成对苏联的战略包围。全世界的反动势力都兴高采烈地加入了这一阵线。这样，就使一些感觉敏锐的观察家，嗅到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气息……”
　　“那第三次世界大战会不会很快爆发呢？”徐淡庐忍不住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