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岁的天堂 |
作者:腾格尔 文章来源:网络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9/5/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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姥姥去世后我像突然开了窍,学习成绩一天好似一天。到考上县一中时我在全县排前十名,算是一个优等生了。
这说怪也不怪:失去了保护神,除了好好学习,还能干什么?
话又说回来,那时“文革”尚未结束,学校里什么都学,又什么都学不到,所以优等生不优等生,也就是那么回事,只不过我的状态发生了改变而已。
只可惜好景不长,初一下半学期发生的一件事再次伤害了我对学校的感情,结果是自杀未遂,把所有的人都吓了个半死,我自己也闹了个灰头土脸。
这事说起来如今的年轻人肯定会认为是编造,但老一点的都能理解,那叫“祸从口出”。
也是当时正值青春期,加上学习成绩又好,自我感觉不错,就狂,就逞强,什么事都不能输给了别人。
这从我当时的汉语名字中就能看出来。在县一中的花名册上,在我当时的所有课本上,写着的都是“杨占武”———你听听,“占”了还要“武”!
至于姓“杨”,那是随了《智取威虎山》中的杨子荣。他是当时我能知道的最了不起的智勇双全的战斗英雄。
男孩子们聚在一起时喜欢斗嘴比大,比如你说你是谁,我就说我是谁的爸爸,谁的爷爷。这种过嘴瘾的游戏其实现在的孩子也玩。只不过不再担风险罢了。
有次课间又开始斗嘴。我忽然想到,假如我说我是毛主席,那他们肯定都得完蛋———谁敢说他是毛主席的爸爸,毛主席的爷爷呢?这么想着就说出来了,果然所有的人一呆之下,全都做声不得。
我力挫群雄,好不得意,自以为有了“杀手锏”。以后一段时间内遇到类似情况,就赶紧使出来,真可谓百战百胜。
也有同学说我这是“反动”,可也就说说而已,没人当真。
这么一来二去,自己好像也有感觉了。
那天上体育课,我一个人先去操场上玩球,一会儿我们班同学们排着队过来了,正好附近有个高台。我就“噌”地跳上去,摆了个挥手检阅的造型。
那年头谁都熟悉这个造型,“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嘛。问题是站那儿挥手的怎么能是我?
当时正赶上“四人帮”针对第二次复出后的邓小平展开“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大伙儿阶级斗争的弦都绷得挺紧,就有同学把我给告发了,新账老账一块儿算,说我“想当毛主席”。
在鄂托克那样的小地方,这可不能算是一件小事。设身处地地想,接到告发的校方也不可能不做出反应。
没过两天,学校革委会副主任就找我谈话来了,谈了一个多小时,特严肃,说你这么狂妄,不是一般的错误,而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后果严重,要深刻检查,狠挖思想根源。最后他说,你暂时不用上课了,回去一趟也行,打电话也行,总之把你父母亲叫过来,我再跟他们谈。
我是又惊又怕。惊的是惹了这么大的祸,而且是政治错误;怕的是那深不可测的“严重后果”,还有我妈的巴掌。
出来找了个没人的地方边哭边想,想找个对父母说的法子。可一个14岁的孩子,能想出什么法子呢?
我实在是既没脸回家,也没脸给父母打电话,于是就想到了死。都说“一死了之”,死了不就了了吗?至于是不是“畏罪自杀”,是不是“轻于鸿毛”,当时倒没想,也顾不上。
我还真有点说干就干的劲头,立马回教室写了遗书,大意是犯了这么严重的政治错误,对不起伟大领袖毛主席,辜负了党和人民的培养,只有去死什么的。
我把遗书折好交给班长。然后骑上自行车就离开了学校。
当时我们县里最高的建筑是正在修建的影剧院,大概有四层楼那么高。工地管理不严。我曾多次和同学一起爬到楼顶平台上去玩。我想从那么高的地方往下跳,准能一下结果自己,于是就直奔影剧院而去。
从学校到影剧院约有四五里地,我正闷着头骑啊骑啊,突然我哥也骑着车从后面追上来了。
原来我们班长拆看了我的遗书,眼看大事不好。就赶紧先找了高我一班的我哥。
我哥追上我后就一把抱住我不放,死活不放。过了一会儿,好几个同学也赶到了,大家七手八脚把我弄回了宿舍。
那时当青少年很苦。主要是吃不饱。中午窝头,晚上馒头,可我们县一中有六七百学生,就算钱不是问题。也只许买一个,多一个都不行。我常常是没到中午便饿得头晕眼花,可吃了午饭还照样觉得饿。有时实在顶不住了,想改善一下,就去县政府的第一食堂。那里卖粉汤,两毛二一碗,相当于现在的大鱼大肉。
我哥为了安慰我,就请同学去买了一碗粉汤。
第二天我妈得到消息急急赶到,疯了一样在校园里把校方大骂了一通,说我的两个儿子以前都是好学生,怎么到了你们这儿就变坏了!那个吵!好多学生都围着看热闹,足有二三百人,像搞运动一样。
我和我哥不敢露面,只能躲在一边哭。
出完了气。我妈一把扯过我,就带着我回家了。
回到家里气氛那个凝重。我的两个小妹平时一见我回来都亲得不行,这次见我和妈妈都阴着脸,心知二哥有难,吓得连大气儿都不敢出。
吃完晚饭我早早就睡了,其实是醒着躺在炕上。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就听我爸问我妈到底出了什么事?我妈没好气地说,把自个儿当毛主席,然后想自杀!死就死呗,可又没死了。
当时我那个难受啊,可也只能在心里流泪。
我可能属于那种有自杀情结的人。遇到心里有事过不去的时候,很容易动这方面的念头。当然有认真的有不认真的。到目前为止,认真的至少有三次,但还是数14岁那次最认真。
那天如果不是我哥阻拦我,我肯定会上到影剧院的顶上,至于会不会真的往下跳,现在我只能说不知道。
不过回头去想,潜意识中恐怕还是不想死。希望有人阻止我,否则我就不会将遗书交给班长,在去影剧院的路上也可以骑得更快些。毕竟才14岁,花季刚刚开始嘛。
据说心理学上有一种观点,认为自杀是人人都会有的潜在生命冲动,并且像出麻疹一样,迟早要出一次;出了,就好了。
我衷心希望这是一种科学的观点。
(徐蕾摘自《天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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