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名著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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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法
《司马法》是我国古代一部著名的兵书。相传是司马穰苴所写。《司马法》流传至今已两千多年，亡佚很多，现仅残存五篇。但就在这残存的五篇中，也还记载着从殷周到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古代作战原则和方法，对我们研究那个时期的军事思想，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司马法》是我国古代重要兵书之一。大约成书于战国初期。据《史记·司马穰苴列传》记载：“齐威王(公元前356-前320年)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
《司马穰苴兵法》至汉代已简称为《司马兵法》。司马迁说："余读《司马兵法》，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刘歆著《七略》，把《司马兵法》归入《兵书略》，而班固作《汉书·艺文志》则把《司马兵法》归入《礼》书一类，作《军礼司马法》，内容有一百五十五篇之多。
但在唐代，《司马法》的篇章已亡佚很多，由一百五十五篇减至数十篇。入宋以后，更减至五篇，即今传本《司马法》。 -
大学
《大学》原为《礼记》第四十二篇。程颢、程颐兄弟把它从《礼记》中抽出，编次章句，到宋朝时候朱熹把《大学》重新编排整理，分为“经”一章，“传”十章。“大学”是对“小学”而言，是说它不是讲“详训诂，明句读”的“小学”，而是讲治国安邦的“大学”。“大学”是大人之学。
《大学》为“初学入德之门也”。经一章提出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条纲领，又提出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条目。八个条目是实现三条纲领的途径。在八个条目中，修身是根本的一条，“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作者不详（相传为孔子的弟子，曾参所作）。
《大学》原为《礼记》第四十二篇。宋朝程颢、程颐兄弟把它从《礼记》中抽出，编次章句。朱熹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编注释，称为《四书》，从此《大学》成为儒家经典。 -
道德经
《道德经》又称《老子》，是中国古代先秦诸子分家前的一部著作，为其时诸子所共仰，传说是春秋时期的老子李耳所撰写，是道家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道德经分上下两篇，原文上篇《德经》、下篇《道经》，不分章，后改为《道经》在前，《德经》在后，并分为81章,全文共约五千字，是中国历史上首部完整的哲学著作。
《道德经》常会被归属为道教学说。其实哲学上的道家，和宗教上的道教，是不能混为一谈的，但《道德经》作为道教基本教义的重要构成之一，被道教视为重要经典，其作者老子也被道教视为至上的三清尊神之一道德天尊的化身，又称太上老君，所以应该说道教吸纳了道家思想，道家思想完善了道教。同时，前面所说的哲学，并不能涵括《道德经》（修身立命、治国安邦、出世入世）的全貌。《道德经》提出了“无为而治”的主张,无为而治是道家的基本思想，也是其修行的基本方法。作为一种政治原则，“无为”在春秋末期已经出现。儒家也讲“无为而治”，如《论语·卫灵公》：“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朱熹认为“圣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为也。“，实则表达了儒家的德治主张。使“无为而治”系统化而成为理论的是《老子》。他们认为统治者的一切作为都会破坏自然秩序，扰乱天下，祸害百姓。要求统治者无所作为，效法自然，让百姓自由发展。“无为而治”的理论根据是“道”，现实依据是变“乱”为“治”；“无为而治”的主要内容是“为无为”和“无为而无不为”，具体措施是“劝统治者少干涉”和“使民众无知无欲”。
《道德经》并不像一般人所理解的那样，是一部论述道德的著作。事实上，道德二字各有不同的概念。道德经前三十七章讲道，后四十四章言德，简单说来，道是体，德是用，二者不能等同。 -
孟子
《孟子》是中国儒家典籍中的一部，记录了战国时期思想家孟子的治国思想和政治策略，是孟子和他的弟子记录并整理而成的。《孟子》在儒家典籍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为“四书”之一。
《孟子》一书七篇，是战国时期孟子的言论汇编，记录了孟子与其他诸家思想的争辩，对弟子的言传身教，游说诸侯等内容，由孟子及其弟子（万章等）共同编撰而成。《孟子》记录了孟子的治国思想、政治观点（仁政、王霸之辨、民本、格君心之非，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和政治行动，成书大约在战国中期，属儒家经典著作。其学说出发点为性善论，主张德治。
《孟子》是记录孟轲言行的一部著作，也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篇目有：（一）《梁惠王》上、下，（二）《公孙丑》上、下，（三）《滕文公》上、下，（四）《离娄》上、下，（五）《万章》上、下，（六）《告子》上、下，（七）《尽心》上、下。
《孟子》行文气势磅礴，感情充沛，雄辩滔滔，极富感染力，流传后世，影响深远，成为儒家经典著作之一。 -
尚书
《尚书》又称《书》、《书经》，为一部多体裁文献汇编，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史书。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战国时期总称《书》，汉代改称《尚书》，即“上古之书”。因是儒家五经之一，又称《书经》。现存版本中真伪参半。一般认为《今文尚书》中《周书》的《牧誓》到《吕刑》十六篇是西周真实史料，《文侯之命》、《费誓》和《秦誓》为春秋史料，所述内容较早的《尧典》、《皋陶谟》、《禹贡》反而是战国编写的古史资料。今本《古文尚书》总体认为是晋代梅赜伪造，但也存在争议。这部书的写作和编辑年代、作者已很难确定，但在汉代以前就已又了定本。据说孔子曾经编纂过《尚书》，而不少人认为这个说法不可靠。
《汉书·艺文志》说，《尚书》原有100篇，孔子编纂并为之作序。汉初，有今、古文不同的传本。今文《尚书》29篇，是经师伏生所传。古文《尚书》在汉武帝时出现，比今文《尚书》多出16篇，这16篇后来亡逸了。西晋永嘉之乱后，今文《尚书》散亡。今存于《十三经注疏》的《古文尚书》有58篇，其中的33篇与汉代传本文字大抵相同（只有少数篇章的分合、定名不同），另外25篇是东晋人的伪作。清人孙星衍作《尚书今古文注疏》，广泛汲取前人考订成果，摒弃25篇伪作，将篇目重新厘定为29卷，大抵恢复了汉代《尚书》传本的面貌。《尚书》所记基本是誓、命、训、诰一类的言辞。文字古奥迂涩，只有少数文字比较形象、朗畅。 -
列子
《列子》又名《冲虚经》，（于前450至前375年所撰）是道家重要典籍。《列子》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著名的典籍，属于诸家学派著作，是一部智慧之书，它能开启人们心智，给人以启示，给人以智慧。相传是列子、列子弟子以及列子后学著作的汇编。
《列子》的每篇文字，不论长短，都自成系统，各有主题，反映睿智和哲理，浅显易懂，饶有趣味，只要我们逐篇阅读，细细体会，就能获得教益。它完全可以与古希腊的《伊索寓言》相媲美，但在意境上远远超越《伊索寓言》。
《列子》一书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重要著作之一。其思想与道家十分接近，后来被道教奉为经典。 -
亢仓子
相传《亢仓子》一书由亢仓子所著，《亢桑子》一书，《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皆不载。《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王士元《亢桑子》二卷，注云： 天宝元年诏封四子真经，求《亢桑子》不获，襄阳处士王士元谓：“《庄子》作‘庚桑子’，太史公、列子作‘亢仓子’其实一也”。因以《庄子·庚桑楚》篇为基础，取诸子文义相类者编造而成。唐玄宗天宝元年诏称为《洞灵真经》，封其人为洞灵真人。
《亢仓子》主要解说老子之言，阐发老子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道家“道”的学说。唐天宝中尊为道教四子真经之一。原本三卷，合为一卷。底本出处：《正统道藏》洞神部本文类。参校本：《四部丛刊》三编影印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宋刊本（简称宋刊本）。 -
文子
《文子》是先秦时的道家书，后来唐代时成为道教的经典之一。
《汉书·艺文志》道家类著录《文子》九篇，班固在其条文下只注明：“老子弟子，与孔子同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者也。”没有名字籍贯。
唐天宝元年唐玄宗诏封文子为“通玄真人”，诏改《文子》为《通玄真经》，与《老子》、《庄子》、《列子》并列为道教四部经典。
《文子》对老子的无为思想也进行了发挥，认为无为并非绝对消极的不动，而是排除主观偏见，按规律办事，指出“所谓无为者，非谓其引之不来，推之不往，迫而不应，感而不动，坚滞而不流，卷握而不散也，谓其私志不入公道，嗜欲不枉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推自然之势也。”也就是要顺应自然规律而成事。 -
范子计然
《范子计然》是春秋时代范蠡所著。 范蠡（生卒不详），字少伯，楚宛三户（今南阳）人。春秋末期政治家和大商人。出身于"衰*"家庭。
范蠡（生卒不详），字少伯，楚宛三户（今南阳）人。春秋末著名的政治家、谋士和实业家，出身贫贱，但博学多才。初为楚国名士，与楚宛令文种相识、相交甚深。后他们认为楚非贵族不得仕，政治黑暗，乃一同入越，任大夫，与文种同事越王。越王常与范蠡谈论治国之策。勾践即位，与吴作战，击败吴军，箭伤吴王。吴王死时，叮嘱其子夫差报仇。吴王夫差即位，操练军队，日思报复越国。勾践得知后，不听范蠡劝谏，遂先发制人，主动征伐吴国，被吴大败。战败后，勾践听从范蠡之计，派大夫文种赴吴求和，并以美女、珍宝密贿吴国太宰，使吴王赦免越王，勾践夫妻入吴为质。范蠡伴越王赴吴为人质，替君分辱，小心行事，麻痹夫差，使君臣得以回越。回越后，他辅佐越王勾践，刻苦图强，卧薪尝胆。越王听从他的建议，勾践夫妇亲自耕种、织布，礼贤下士，赈济贫苦，吊慰死者，终使吴国大治。越国富强后，勾践多次欲攻伐吴，范蠡均以劝阻，待吴王听信谗言杀掉忠臣伍子胥、国力衰败时，范蠡方挥师攻吴，灭吴国，助越王深谋20余年，报会稽之耻，拜上将军。后又助勾践挥兵北进，会盟诸侯，使越王勾践遂成霸业。 -
商君书
《商君书》也称《商子》，现存24篇 。关于《商君书》的作者，学术界频有争论。第一种意见认为《商君书》基本是伪书，持这种看法的有郭沫若、黄云眉、顾实、刘汝霖等。第二种意见是基本肯定《商君书》的作者是商鞅，持这种看法的人除史志的编著者外，还有吕思勉、谭献等人。第三种意见认为《商君书》是商鞅遗著与其他法家遗着的合编，此书非作于一人，也非写于一时，持这种看法的有高亨等人。
《商君书》的文体多样。议论体有《农战》、《开塞》、《划策》等十数篇，或先综合后分析，或先分析后综合，兼用归纳演绎，首尾呼应。有时也运用比喻、排比、对比、借代等修辞手法。《徕民》篇运用了“齐人有东郭敞者”的寓言，以增强说理的效果和形像性，说明体有《垦令》、《靳令》、《境内》等篇，是对秦政令的诠释。辩难体有《更法》，通过人物对话相互驳辩来阐述中心论点，司马迁录入《史记.商君列传》(文字有改动)，用以表明商鞅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