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名著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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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略解
《孙子略解》(即《孙子注》),曹操著,开创整理注释《孙子兵法》十三篇的先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军事理论。其“兵以义动”的战争观,因事设奇、任势制胜的“诡诈论”,注重后勤保障和加强水军建设的远见,颇受后世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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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家语
《孔子家语》又名《孔氏家语》,或简称《家语》,是一部记录孔子及孔门弟子思想言行的著作。今传本《孔子家语》共十卷四十四篇,魏王肃注,书后附有王肃序和《后序》。《后序》实际上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内容以孔安国语气所写,一般称之为《孔安国序》,后半部分内容为安国以后人所写,故称之为《后孔安国序》,其中收有孔安国的孙子孔衍关于《家语》的《奏言》。
《孔子家语》一书最早著录于《汉书·艺文志》,凡二十七卷,孔子门人所撰,其书早佚。唐颜师古注《汉书》时,曾指出二十七卷本“非今所有家语”。颜师古所云今本[2] ,乃三国时魏王肃收集并撰写的十卷本,王肃,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人,曾遍注儒家经典,是郑玄之后著名的经学大师。他主张微言大意,综合治经,反对郑玄不谈内容的文字训诂学派。王肃杂取秦汉诸书所载孔子遗文逸事,又取《论语》、《左传》、《国语》、《荀子》、《小戴礼》、《大戴礼》、《礼记》、《说苑》等书中关于婚姻、丧葬、郊禘、庙祧等制度与郑玄所论之不同处,综合成篇,借孔子之名加以阐发,假托古人以自重,用来驳难郑学。
对《孔子家语》,历来颇多争议。宋王柏《家语考》、清姚际恒《古今伪书考》、范家相《家语证伪》、孙志祖《家语疏证》均认为是伪书。宋朱熹《朱子语录》、清陈士珂和钱馥的《孔子家语疏证》序跋,黄震《黄氏日抄》等则持有异议。然而一千多年来,该书广为流传,《四库全书总目》曾精辟论述说:“其书流传已久,且遗文轶事,往往多见于其中。故自唐以来,知其伪而不能废也。”晚近以来,学界疑古之风盛行,《家语》乃王肃伪作的观点几成定论。
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西汉墓出土的竹简《儒家者言》,内容与今本《家语》相近。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墓也出土了篇题与《儒家者言》相应的简牍,内容同样和《家语》有关。这些考古发现说明,今本《孔子家语》是有来历的,早在西汉即已有原型存在和流传,并非伪书,更不能直接说成是王肃所撰著。它陆续成于孔安国以及与王肃同时的孔孟等孔氏学者之手,经历了一个很长的编纂、改动、增补过程,是孔氏家学的产物。应当承认它在有关孔子和孔门弟子及古代儒家思想研究中的重要价值。
《孔子家语》较好的版本有《四部丛刊》影印明黄鲁曾覆宋本。
这部书在很长的历史阶段被疑为伪书,其作为思想史料的价值未受到重视。在伪书说占据主流局面被打破之后,其学术价值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和肯定,甚至有的 -
将苑
《将苑》又称《诸葛亮将苑》、《武侯将苑》、《心书》、《武侯心书》、《新书》、《武侯新书》等,它与《便宜十六策》均传为诸葛亮所撰,是中国古代一部专门讨论为将之道的军事著作,该书非常系统的论证了将领在军队中的地位、作用、品格和领兵作战时应该注意的问题,颇受後人重视。
《将苑》又称《心书》,宋代称将苑,而明代始称《心书》,但无论《将苑》还是《心书》,既不见陈寿之目,亦不见隋唐史志,而始见于宋《遂初堂书目》,题《诸葛亮将苑》。明人编诸葛亮集时才收入其中。所以姚继恒《古今伪书考》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皆判断其为伪书。顾实在《重考古今伪书考》中进一步说;“《蜀志·诸葛亮传》详列著作于后,初无是书之名,隋唐诸《志》,宋人书目亦俱不载之,故是书最为晚出。自《兵权》以纥《北狄》,凡五十篇,篇幅均不甚长,即可知其窘于才矣。
《将苑》最早见于宋尤袤《遂初堂书目》,题作《诸葛亮将苑》,明代编的诸葛亮文集中也予以收录。清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和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是后人伪托之作。从书中内容大多采自兵、史诸书和隋、唐不同著录来推断,不象诸葛亮亲著,但其中许多思想与诸葛亮的军事思想相一致。 -
人物志
《人物志》是一部系统品鉴人物才性的纵横家著作,也是一部研究魏晋学术思想的重要参考书。全书共三卷十八篇,三国魏刘劭所作,南北朝时西凉刘炳曾为之作注。书中讲述的识鉴人才之术、量能用人之方及对人性的剖析。
人物志,魏,刘劭(shào)撰述,《人物志》是我国一部辨析、评论人物的专著,约成书于曹魏明帝统治时期(227 —239 )。作者在自序中阐述撰著目的:“夫圣贤之所美,莫美乎聪明,聪明之所贵,莫贵乎知人,知人诚智,则众材得其序而庶绩之业兴矣。”魏时文帝曹丕接受陈群建议,用九品中正制选拔人材。该书即是在推行九品中正品评人物、选择人材的大背景下形成的专著,旨在为推行九品中正制在理论上提供依据,在实践上总结经验,以推动这一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十六国时刘 -
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为佛教经典。全称《佛说无量寿经》。二卷,曹魏康僧铠译。净土三经之一。此经说无量寿佛(阿弥陀佛)的因地修行,果满成佛,国土庄严,摄受十方念佛众生往生彼国等事。此经前后有十二译,存五译、失七译。
经中介绍了阿弥陀佛(无量寿佛)接引众生的大愿、极乐世界的美好景象,以及娑婆世界的污秽不堪等内容。
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净土五经一论》中的《无量寿经》版本,已由民国时期夏莲居个人所会集的《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恢复为印光大师勘定的曹魏时期康僧铠主持翻译的《佛说无量寿经》。
此经传到日本后,影响甚大。法相宗善珠亦作书以释此经。日本净土宗开创者源空、净土真宗创立者亲鸾更是专依此经,发挥他力易行的宗义,弘传盛况空前。19世纪中,在尼泊尔发现此经梵本。马克斯·缪勒和南条文雄将本经与《阿弥陀经》汇编为《佛说无量寿经梵文和译支那译五译对照》于1882年刊行。后又译为英文,收于1894年出版的《东方圣书》第49卷。先后有南条文雄、荻原云来、椎尾辨匡、河口慧海、寺本婉雅、青木文教、中村元等人依据梵、藏、汉文本译出多种日译本。其中荻原云来和河口慧海的译本均编入《梵藏和英合璧净土三部经》(《净土宗全书》别卷)中。 -
国语注
《国语注》为(三国吴)韦昭注,源文本来源于“中华文化网”,背树谖草据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补上缺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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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
《三国志》是由西晋史学家陈寿所著,记载中国三国时代的断代史,同时也是二十四史中评价最高的“前四史”之一。陈寿曾任职于蜀汉,蜀汉灭亡之后,被征入洛阳,在西晋也担任了著作郎的职务。《三国志》在此之前已有草稿,当时魏、吴两国先已有史,如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此三书当是陈寿依据的基本材料,蜀国无史,故自行采集,仅得十五卷。而最终成书,却又有史官职务作品的因素在内,因此《三国志》是三国分立时期结束后文化重新整合的产物。三国志最早以《魏志》、《蜀志》、《吴志》三书单独流传,直到北宋咸平六年(1003年)三书已合为一书。
《三国志》全书一共六十五卷,《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三国志》名:为志其实无志。魏志有本纪,列传,蜀,吴二志只有列传,陈寿是晋朝朝臣,晋承魏而得天下,所以《三国志》尊魏为正统。《三国志》为曹操、曹丕、曹叡分别写了武帝纪、文帝纪、明帝纪,而《蜀书》则记刘备、刘禅为先主传、后主传。记孙权称吴主传,记孙亮、孙休、孙皓为三嗣主传。均只有传,没有纪。
从篇幅来看,《魏书》约占全书的二分之一,《吴书》占三分之一,《蜀书》只占六分之一,这可能与史料的多少有关。在陈寿撰《三国志》以前,已经出现了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可供陈寿参考取材。而关于蜀汉的史作阙如,而且蜀汉也不像魏、吴二国设有史官,这造成了蜀汉史料的缺乏。
《三国志》取材精审,作者对史实经过认真的考订、慎重的选择,对于不可靠的资料进行了严格的审核,不妄加评论和编写,慎重地选择取材之源。这虽然使《三国志》拥有了文辞简约的特点,但也造成了史料不足的缺点。
元末明初,罗贯中综合民间传说和戏曲、话本,结合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注的史料,根据他个人对社会人生的体悟,创作了《三国志通俗演义》。现存最早刊本是明嘉靖年所刊刻的,俗称“嘉靖本”,本书24卷。清康熙年间,毛纶、毛宗岗父子对其进行删改后,成为今日通行的一百二十回本《三国演义》。但是这个只是演义,大部分并不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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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朴子
《抱朴子》为东晋葛洪所撰,分为内、外篇。今存“内篇”20篇,论述神仙、炼丹、符箓等事,“外篇”50篇,论述“时政得失,人事臧否”。“外篇”中《钧世》、《尚博》、《辞义》、《文行》等篇中还涉及有关于文学理论批评的内容。全书总结了战国以来神仙家的理论,确立了道教神仙理论体系,并继承了魏伯阳的炼丹理论,集魏晋炼丹术之大成。《抱朴子》在道教经典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同时也是研究我国晋代以前道教史及思想史的宝贵材料。无论是修道、习医,还是从政、经商都能在此书中找到独特的方法和新的观点。《抱朴子》一书是中国为世界科技花园贡献出的一颗璀璨明珠,尤其是书中的养生炼丹术被无数修道之士视若祖传的珍宝,爱不释手。
葛洪的文学思想深受王充和陆机的影响,并有所发展。他要求文章发挥社会作用,移风易俗,讽谏过失。认为“立言者贵于助教,而不以偶俗集誉为高”(《应嘲》)。他反对贵古贱今,认为今胜于古,指出“且夫《尚书》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近代之优文诏策军书奏议之清富赡丽也。《毛诗》者,华彩之辞也,然不及《上林》、《羽猎》、《二京》、《三都》之汪?博富也”(《钧世》)。他认为文学风气当随时推移,指出“古者事事醇素,今则莫不雕饰,时移世改,理自然也”(《钧世》)。葛洪提倡文学创作要雕文饰辞,并主张德行与文章并重。他说:“文章之与德行,犹十尺之与一丈,谓之余事,未之前闻”。他还进而提出“本不必皆珍,末不必悉薄”(《尚博》)的论点,从而突破了儒家德本文末的思想藩篱。
《抱朴子内篇》有宋本,今存辽宁省图书馆。《道藏》本亦为古本。明刊单行本以鲁藩本为善。清代刊本以孙星衍《平津馆丛书》本为佳。严可均辑有《抱朴子内篇佚文》10卷。梁陶弘景曾撰《抱朴子注》二十卷,已佚。今人王明著《抱朴子内篇校释》(中华书局1985年版),通行于世。此书通行的版本还有《四部丛刊》影明本、《汉魏丛书》本、《诸子集成》本。 -
水经注
《水经注》是南北朝时期北魏郦道元的著作。从书名来看,此书是另一种叫做《水经》的书作《注》。事情的确如此,三国时期的一位已经不知名的作者写了一本名叫《水经》的书,内容非常简略,全书仅1万多字,每一条写在此书上的河流,都是公式化的:发源、简单的流程、入海,或在何处汇入另一条大河。
《水经注》是一部30多万字的巨构,是一部独立的古典名著。全书《注》文超过《经》文约30倍。
三国时期人著有《水经》。郦道元系统地对《水经》进行注释,就是《水经注》全书共40卷,全面而系统地介绍了水道所流经地区的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等诸方面内容。
《水经注》全书30多万字,详细介绍了中国境内千余条河流以及与这些河流相关的郡县、城市、物产、风俗、传说、历史等。该书还记录了不少碑刻墨迹和渔歌民谣。《水经注》文笔雄健俊美,既是古代地理名著,又是优秀的文学作品。
《水经》已失佚,今本郦道元所注《水经》当是另外一部,是无名氏所为,其成书年代,诸家说法不一,全祖望认为是东汉初,戴震认为是三国时作品,今人钟凤年又认为是新莽时所作,诸说尚难确认,不过大体应为汉魏之作不成问题。
《水经注》是以《水经》所记水道为纲,《唐六典》注中称《水经》共载水道137条,而《水经注》则将支流等补充发展为1252条。今人赵永复将全书水体包括湖、淀、陂、泽、泉、渠、池、故渎等算入,实记2596,倍于《唐六典》之数。
《水经注》涉及的地域范围,除了基本上以西汉王朝的疆域作为其撰写对象外,还涉及到当时不少域外地区,包括今印度、中南半岛和朝鲜半岛若干地区,覆盖面积实属空前。
所记述的时间幅度上起先秦,下至南北朝当代,上下约两千多年。它所包容的地理内容十分广泛,包括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山川胜景、历史沿革、风俗习惯、人物掌故、神话故事等等,真可谓是中国6世纪的一部地理百科全书,无所不容。难能可贵的是这么丰富多彩的内容并非单纯地罗列现象,而是有系统地进行综合性的记述。侯仁之教授概括得最为贴切:“他赋予地理描写以时间的深度,又给予许多历史事件以具体的空间的真实感。”(《水经注选释·前言》)
《水经》是中国第一部记述河道水系的专著。旧传为西汉桑钦所作。经清代学者考证,大概是三国时人所作。原书列举大小河道137条,内容非常简略。郦道元就力之所及,搜集了有关水道的记载和他自己游历各地、跋涉山川的见闻为《水经 -
华阳国志
《华阳国志》,又名《华阳国记》,是一部专门记述古代中国西南地区地方历史、地理、人物等的地方志著作,由东晋常璩撰写于晋穆帝永和四年至永和十年(348—354年)。全书分为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公孙述、刘二牧志,刘先主志,刘后主志,大同志,李特、李雄、李期、李寿、李势志,先贤士女总赞,后贤志,序志并士女目录等,共12卷,约11万字。记录了从远古到东晋永和三年巴蜀史事,记录了这些地方的出产和历史人物。洪亮吉认为,此书与《越绝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地方志。
《华阳国志》原作《华阳国记》。“华阳”一名,最早见于《尚书·禹贡》:“华阳黑水为梁州。”意思是说梁州东至华山之阳,西至黑水之滨。常璩在《华阳国志·序志》中说:“唯有天汉,鉴亦有光。实司群望,表我华阳。”且注释说将汉水作为华阳地区的标志。《华阳国志》所记地区为《禹贡》九州之梁州,其地因在华山之阳、汉水之南而得名为“华阳”。它记载了公元四世纪中叶以前,今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以及甘肃、陕西、湖北部分地区的历史、地理。此书体制完备,内容丰富,考证翔实,史料可靠,是研究古代西南地方史和西南少数民族史以及蜀汉、成汉史的重要史料。
《华阳国志》全书十二卷,约十一万字。全书内容,大体由三部分组成:一至四卷主要记载巴、蜀、汉中、南中各郡的历史、地理,其中也记载了这一地区的政治史、民族史、军事史等,但以记地理为主,其类似于“正史”中的地理志;五至九卷以编年体的形式记述了西汉末年到东晋初年割据巴蜀的公孙述、刘焉刘璋父子、刘备刘禅父子和李氏成汉四个割据政权以及西晋统一时期的历史,这一部分略似“正史”中的本纪;十至十二卷记载了梁、益、宁三州从西汉到东晋初年的“贤士列女”,这部分相当于“正史”中的列传。刘琳在《华阳国志校注·前言》里指出:“从内容来说,是历史、地理、人物三结合;从体裁来说,是地理志、编年史、人物传三结合。”常璩将历史、地理、政治、人物、民族、经济、人文等综合在一部书中,这点无论是从体例上还是内容上,都具备了方志的性质,但又明显区别于传统方志只偏重于记载某一地区的特点,这种区别,正是常璩之《华阳国志》在中国方志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也是《华阳国志》千百年来能挺拔于方志之林并成为方志之鼻祖的主要原因之一。
《华阳国志》自成书以来,受到历代学者的高度评价和推崇。唐代著名史评家刘知几在《史通·杂述》中说:“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施于本国,颇得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