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农本草经

作者：神农氏

《神农本草经》简称《本草经》或《本经》，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成书于东汉，并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而是秦汉时期众多医学家总结、搜集、整理当时药物学经验成果的专著，是对中国中草药的第一次系统总结。其中规定的大部分药物学理论和配伍规则以及提出的“七情合和”原则在几千年的用药实践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被誉为中药学经典著作。因此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它是医生和药师学习中药学的教科书，也是医学工作者案头必备的工具书之一。
《神农本草经》全书分三卷，载药365种，以三品分类法，分上、中、下三品，文字简练古朴，成为中药理论精髓。其集结成书年代自古就有不同考论，或谓成于秦汉时期，或谓成于战国时期。原书早佚，现行本为后世从历代本草书中集辑的。
该书最早著录于《隋书经籍志》，载“神农本草，四卷，雷公集注”；《旧唐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均录“神农本草，三卷”；宋《通志·艺文略》录“神农本草，八卷，陶隐居集注”；明《国史经籍志》录“神农本草经，三卷”；《清史稿·艺文志》录“神农本草经，三卷”。历代有多种传本和注本，现存最早的辑本为明卢复辑《神农本经》（1616年），流传较广的是清孙星衍、孙冯翼辑《神农本草经》（1799年），以及清顾观光辑《神农本草经》（1844年）、日本森立之辑《神农本草经》（1854年）。
书中药味365种，当中植物药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根据药物的性能和使用目的的不同分为上、中、下三品。称为“三品分类法”，以应“天地人”三才。上品一百二十种，无毒。大多属于滋补强壮之品，如人参、甘草、地黄、大枣等，可以久服。中品一百二十种，无毒或有毒，其中有的能补虚扶弱，如百合、当归、龙眼、鹿茸等；有的能祛邪抗病，如黄连、麻黄、白芷、黄芩等。下品一百二十五种，有毒者多，能祛邪破积，如大黄、乌头、甘遂、巴豆等，不可久服。这是我国药物学最早分类法，为历代沿用。当中药物经过长期临床实践和现代科学研究，证明所载药物药效绝大部分是正确的。

礼记

作者：戴圣

《礼记》，西汉戴圣对秦汉以前各种礼仪著作加以辑录，编纂而成，共49篇。是战国以后及西汉时期社会的变动，包括社会制度、礼仪制度和人们观念的继承和变化，儒家经典著作之一。它阐述的思想，包括社会、政治、伦理、哲学、宗教等各个方面，其中《大学》《中庸》《礼运》等篇有较丰富的哲学思想。东汉末年，著名学者郑玄为《小戴礼记》作了出色的注解，后来这个本子便盛行不衰，并由解说经文的著作逐渐成为经典，到唐代被列为“九经”之一，到宋代被列入‘十三经”之中，为士者必读之书。
《礼记》 的内容主要是记载和论述先秦的礼制、礼仪，解释仪礼，记录孔子和弟子等的问答，记述修身作人的准则。实际上，这部九万字左右的著作内容广博，门类杂多，涉及到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历史、祭祀、文艺、日常生活、历法等诸多方面，几乎包罗万象，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
《礼记》全书以散文撰成，一些篇章饶具文学价值。有的用短小的生动故事阐明某一道理，有的气势磅礴、结构谨严，有的言简意赅、意味隽永，有的擅长心理描写和刻划，书中还收有大量富有哲理的格言、警句，精辟而深刻。
《礼记》不仅是一部描写规章制度的书，也是一部关于仁义道德的教科书。其中最有名篇章，有《大学》、《中庸》、《礼运》（首段）等。《礼运》首段是孔子与子游的对话，又称为《礼运·大同》篇，大同二字常用作理想境界的代名词，不少地名亦取用此二字。

论衡

作者：王充

《论衡》一书为东汉王充（27-97年）所作，大约作成于汉章帝元和三年（86年），王充以道家的自然无为立论宗旨，以“天”为天道观的最高范畴。以“气”为核心范畴，由元气、精气、和气等自然气化构成了庞大的宇宙生成模式，与天人感应论形成对立之势。其在主张生死自然、力倡薄葬，以及反叛神化儒学等方面彰显了道家的特质。他以事实验证言论，弥补了道家空说无着的缺陷。是汉代道家思想的重要传承者与发展者。王充思想虽属于道家却与先秦的老庄思想有些区别，虽是汉代道家思想的主张者但却与汉初王朝所标榜的“黄老之学”以及西汉末叶民间流行的道教均有所不同。《论衡》是王充的代表作品，也是中国历史上一部不朽的无神论著作。现存文章有85篇（其中的《招致》仅存篇目，实存84篇）。该书被称为“疾虚妄古之实论，讥世俗汉之异书。”
东汉时代，儒家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占支配地位，但与春秋战国时期所不同的是儒家学说打上了神秘主义的色彩，掺进了谶纬学说，使儒学变成了"儒术"。而其集大成者并作为“国宪”和经典的是皇帝钦定的《白虎通义》。王充写作《论衡》一书，就是针对这种儒术和神秘主义的谶纬说进行批判。《论衡》细说微论，解释世俗之疑，辨照是非之理，即以“实”为根据，疾虚妄之言。“衡”字本义是天平，《论衡》就是评定当时言论的价值的天平。它的目的是“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论衡·对作》篇）。因此，它是古代一部不朽的唯物主义的哲学文献。
正因为《论衡》一书“诋訾孔子”，“厚辱其先”，反叛于汉代的儒家正统思想，故遭到当时以及后来的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冷遇、攻击和禁锢，将它视为“异书”。
汉儒思想体系是董仲舒提出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其核心是“天人感应”说，由此生发出对其他一切事物的神秘主义的解释和看法。“天人感应”的要旨就是“天帝”有意识的创造了人，并为人生了“五谷万物”；有意识地生下帝王来统治万民，并立下统治的“秩序”。《论衡》共八十五篇，是王充用了三十年心血才完成的，被称为奇书。公元189年蔡邕来到浙江，看到《论衡》一书如获至宝，密藏而归。蔡邕的友人发现他自浙江回来以后，学问突有大进，猜想他可能得了奇书，便去寻找。果然在他帐间隐蔽处发现了《论衡》一书，便抢了几卷就走。蔡邕急忙叮嘱：“此书只能你我共读，千万不要外传”。友人读后亦称“真乃奇书也”。

法言义疏

作者：扬雄

《法言》是扬雄（公元前53——18）具有代表性的哲学著作之一。其主旨在于捍卫和发扬儒家学说，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当时流行于世的一些宗教迷信思想进行了批判。
《汉书·本传》载其自序云：“雄见诸子各以其知舛驰，大氐诋訾圣人，即为怪迂析辩诡辞，以挠世事。虽小辩，终破大道而惑众，使溺于所闻，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讫麟止，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故人时有问雄者，常用法应之，撰以为十三卷，象论语，号曰法言。”足见本书之作，其主旨在于捍卫和发扬儒家学说。但与此同时，他也在一定程度上依据唯物主义观点，对当时流行于世的天人感应、鬼神图识等宗教迷信思想进行了批判。
《法言》的文辞虽不像杨雄另一部具有代表性的的哲学著作《太玄》那样晦涩，但仍相当艰深。北宋司马光曾经把他和《孟子》及《荀子》做过一番比较，他说：“《孟子》之文直而显，荀子之文富而丽，《杨子》（指《法言.）之文简而奥。唯其简而奥也，故难知。”正因为如此，自汉以来，至于北宋中期，为之作注释者，时有其人。可以考知的有杨雄弟子侯芭《注》六卷，吴宋衷《注》十三卷，晋李轨《解》一卷（以上见《隋书·经籍志》，侯，宋二家已亡佚。）隋辛德源《注》二十三卷(见《隋书·本传》，已亡佚。）唐柳宗元《注》，北宋宋咸《重广注》十卷及吴秘《注》。又《音义》一卷，不具撰者姓名。
《法言》由于其中的唯物主义观点，深得汉代唯物主义思想家桓谭的赞赏，并对东汉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有较大的影响。应该肯定，《法言》在我国古代唯物主义发展史上据有一定的地位，是研究这一课题的人相当重要而不可或缺的一部书。北宋司马光也对《法言》做出了很高的评价。
但自程颐始谓《法言》“曼衍而无断，优柔而不决”，苏轼复责其“以艰深之词，文浅易之说”，至朱熹作《通鉴纲目》，更大书而特书“莽大夫杨雄死”，以贬斥其为人。于是人品和著作日益为儒者所轻，在宋明理学垄断学坛的整个时期，也就几乎没有什么人肯花大力气再为《法言》全书作注的了。
清代，汉学复兴，诸子之学也随之大盛，《法言》又重新为人们所重视，著名学者如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以及孙星衍，孙诒让，俞正燮，俞樾等都为他做了许多考订和研究。至于注释，当推近人汪荣宝通注全书的《法言义疏》最为详备。故本书为研究《法言》之必备书。

太玄经

作者：扬雄

《太玄经》，汉扬雄撰，也称《扬子太玄经》，简称《太玄》、《玄经》。扬雄撰《太玄》,将源于老子之道的玄作为最高范畴,并在构筑宇宙生成图式、探索事物发展规律时,以玄为中心思想。是汉朝道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者。 《四库全书》为避康熙皇帝玄烨之名讳，改为《太元经》。
《新唐书 艺文志》作十二卷，《文献通考》作十卷。其书模仿《周易》体裁而成。分一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七百二十九赞，以模仿《周易》之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重卦、三百八十四爻。其赞辞，相当于《周易》之爻辞。《周易》有《剶传》、《象传》等“十翼”。作补充说明，《太玄经》亦作《玄冲》、《玄摛》等十篇做补充说明。“玄”，意为玄奥。源出《老子》“玄之又玄”。《太玄经》以“玄”为中心思想，揉合儒、道、阴阳三家思想，成为儒家、道家及阴阳家之混合体。扬雄运用阴阳、五行思想及天文历法知识，以占卜之形式，描绘了一个世界图示。提出“夫作者贵其有循而体自然也”、“质干在乎自然，华藻在乎人事”等观点。《太玄经》含有一些辩证法观点，对祸福、动静、寒暑、因革等对立统一关系及其相互转化情况均坐了阐述。认为事物皆按九个阶段发展，在每一首“九赞”中，皆力求写出事物由萌芽、发展、旺盛到衰弱以至消亡的演变过程，甚至说天有“九天”，地有“九地”，人有“九等”，家族有“九属”。凡事都用“九”去硬套，反映了扬雄的形而上学观点。东汉宋衷及三国吴人陆绩曾为《太玄经》作注。晋人范望又删定二家之注，并自注赞文。另有北宋司马光《太玄经集注》、清人陈本礼《太玄阐秘》等。
《太玄经》是作者在精研《周易》的二进制后演绎而出的三进制体系。充分地诠释了“天，地，人”的互动理念。是世界中最早的三进制体系著作。该书在当世不为人理解，并以语言笑话作者，可作者不予理睬，还笑着说后世将大显光彩。并绘有玄图一副，因历代印刷技术而没流传于世。
深入研究《太玄经》对现代科学将会有巨大的帮助。就像计算机是在二进制的基础上发明出的科学产物一样，《太玄经》这个阐述三进制的理论体系，同样会对人类社会作出重大贡献。如：
“ 宇宙，地球，生命”，“作用力，反作用力，制动者”，“国家，政府，公民”，“操作系统，载承平台，互动者”，“学校，书籍，读者”，“医院，医生，患者”，“仓库，物品，管理员”，等等很多这样的体系，都是密不可分的三进制体系。

素书

作者：黄石公

《素书》相传为秦末黄石公作。民间视为奇书、天书。《素书》以道家思想为宗旨，集儒、法、兵的思想发挥道的作用及功能，同时以道、德、仁、义、礼为立身治国的根本、揆度宇宙万物自然运化的理数，以此认识事物，对应事物、处理事物的智能之作。传说黄石公三试张良，而后把此书授予张良。张良凭借此书，助刘邦定江山。2012年记者会上，温家宝总理引用书中名句“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回”。
黄石公《素书》是一部类似‘语录’体的书，流传甚广，影响很大。另名《钤经》，又名《玉钤经》《宋史。艺文志》载：‘宋代有黄石公《素书》一卷，张良所传。
《素书》是作者人生观的具体表现。全书六章共讲了五个问题。
一 、阐明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即道、德、仁、义、礼五位一体，密不可分，及‘潜居抱道，以待其时’的处世哲学。暗示读者，只要具备道、德、仁、义、礼五种品格，再逢机遇，定可建绝代之功，极人臣之位。
二、 阐明了用人原则。作者依据才学之不同，将人才分为俊、豪、杰三类。是故其无异儒家的理性意识及道德水平的准则。作者认为‘任材使能，所以济物’、‘危莫危于任疑’、‘既用不任者疏’、‘用人不正者殆，强用人者不畜’等等，都是来自生活的总结，有著指导性意义。
三、为别人做事时加强个人修养的意见。‘博学切问’、‘恭俭谦约’、‘近恕笃行’、‘亲仁友直’等，反映了儒家的道德意识；‘绝嗜禁欲’、‘抑非损恶’、‘设变致权’、‘安莫安于忍辱’、‘吉莫吉于知足’等，又具有道家思想的成分，儒、道兼收并蓄，反映出作者的思想的包罗万象。
四、总结安邦治国的经验。作者认为‘短莫短于茍得’（反对短期行为）‘后令缪前者毁’（政策必须备有连续性）‘足寒伤心，人怨伤国’（失民心者失天下）‘有道则吉，无道则凶。吉者百福所归，凶者百祸所攻。非其神圣，自然所钟’（反映了作者的天道意识和非神观念）。这些，对于后人参政有一定的启发。
五、阐述了自己的处世之道。我们中国人的政治是人治的政治，能否处理好人际关系，是事业能否亨通的关键。作者提出‘好直辱人者殃，戮辱所任者危’、‘慢其所敬者凶’、‘轻上生罪，侮下无亲’、‘上无常守，下多疑心’、‘近臣不重，远臣轻之’等，都给如何处理好各种关系提出了借鉴。
六、奖赏刑罚，合情合理；法律制度，简单易行，礼之根本！以待己之心待人，以化人之心化己，当如是也

九章算术

作者：佚名

《九章算术》其作者已不可考。一般认为它是经历代各家的增补修订，而逐渐成为现今定本的，西汉的张苍、耿寿昌曾经做过增补和整理，其时大体已成定本。最后成书最迟在东汉前期，现今流传的大多是在三国时期魏元帝景元四年（263年），刘徽为《九章》所作的注本。
他是中国汉族学者在古代第一部数学专著，是《算经十书》中最重要的一种，成于公元一世纪左右。该书内容十分丰富，系统总结了战国、秦、汉时期的数学成就。同时，《九章算术》在数学上还有其独到的成就，不仅最早提到分数问题，也首先记录了盈不足等问题，《方程》章还在世界数学史上首次阐述了负数及其加减运算法则。它是一本综合性的历史著作，是当时世界上最简练有效的应用数学，它的出现标志中国古代数学形成了完整的体系。
《九章算术》是中国古代的数学专著，是“算经十书”(汉唐之间出现的十部古算书)中最重要的一种。魏晋时刘徽为《九章算术》作注时说:“周公制礼而有九数，九数之流则《九章》是矣”，又说“汉北平侯张苍、大司农中丞耿寿昌皆以善算命世。苍等因旧文之遗残，各称删补，故校其目则与古或异，而所论多近语也”。
根据研究，西汉的张苍、耿寿昌曾经做过增补。最后成书最迟在东汉前期，但是其基本内容在东汉后期已经基本定型。《汉书艺文志》(班固根据刘歆《七略》写成者)中着录的数学书仅有《许商算术》、《杜忠算术》两种，并无《九章算术》，可见《九章算术》的出现要晚于《七略》。《后汉书马援传》载其侄孙马续“博览群书，善《九章算术》”，马续是公元1世纪最后二、三十年时人。再根据《九章算术》中可供判定年代的官名、地名等来推断，现传本《九章算术》的成书年代大约是在公元1世纪的下半叶。
作为一部世界数学名著，《九章算术》就在隋唐时期即已传入朝鲜、日本。它已被译成日、俄、德、法等多种文字版本。
《九章算术》的内容十分丰富，全书采用问题集的形式，收有246个与生产、生活实践有联系的应用问题，其中每道题有问（题目）、答（答案）、术（解题的步骤，但没有证明），有的是一题一术，有的是多题一术或一题多术。这些问题依照性质和解法分别隶属于方田、粟米、衰（音cui）分、少广、商功、均输、盈不足、方程及勾股。
《九章算术》是世界上最早系统叙述了分数运算的著作；其中盈不足的算法更是一项令人惊奇的创造；“方程”章还在世界数学史上首次阐述了负数及其加减运算法则。在代数方面，《九章算

仪礼

作者：佚名

《仪礼》原名《礼》，系记载古代礼制的著作，今本通行十七篇。《仪礼》为儒家十三经之一，内容记载着周代的各种礼仪，其中以记载士大夫的礼仪为主。秦代以前篇目不详，汉代初期高堂生传仪礼十七篇，另有古文仪礼五十六篇，已经遗失。汉人以其所讲为士所必习的礼节，称为《士礼》；相对《礼记》而言，又叫《礼经》；晋人认为其所讲的并非礼的意义，而是具体的礼节形式，故称之为《仪礼》，与《礼记》、《周礼》合称“三礼”。历朝礼典的制定，大多以《仪礼》为重要依据，对后世社会生活影响至深。

　　《仪礼》主要记载古代贵族（包括国君、诸侯、卿、大夫、士）从成人、结婚到丧葬的各种礼节，以及其交往、燕飨、朝聘、乡射、大射等各种政治和社会活动中的礼仪规范。按儒家的说法，人类之初，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人和人就要生出争斗。于是圣人制出礼来维持社会秩序，教人节制，教人平和，教人追念本源，感怀恩德，教人互敬互爱。这分别是制度之礼，宗教之礼，风俗之礼。可见，礼是社会文明和进步的标志。中华民族被称为礼仪之邦，“礼仪文化”是文化中国的核心内容之一。

　　《仪礼》开篇即是《士冠礼》，一个人成人，就意味着他开始独立地承担自己的责任，参与社会的各项事务。仪式是有意味的形式，每一个细节都承载着不同的功能，在看似繁琐的各项程序中，先民们表达对神明、对社会、对生活的尊重与热爱。据《史记》载：“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圣人儿时的游戏都是制礼作乐，可见礼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其实在今天，礼同样非常重要。我们常说人要讲文明礼貌，一个人的言行举止是否合“礼”，就是他的精神文明水平高低的标志。所以，了解古代礼仪制度，对于今天来讲照样是有重要意义的。

　　《仪礼》版本甚多，有东汉郑玄《仪礼注》、唐贾公彦《仪礼注疏》、清胡培翚《仪礼正义》等。今据清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刻本整理。对于《仪礼》十七篇的作者与撰作时代这一问题,自古迄今一直存在着争议,见仁见智,莫衷一是。

越绝书

作者：袁康

《越绝书》,是记载我国早期吴越历史的重要典籍,又称《越绝》、《越录》《越记》等,是一部记载吴、越史地为主的地方性史籍,上起大禹治水，下迄两汉，旁及其他诸侯国，本书深受道家思想影响。《吴越春秋》是《越绝书》后续的作品。旧说《越绝书》作者为子贡或伍子胥，明代学者从书末《篇叙外传记》隐语中读出“袁康”、“吴平”二名，又据书中有“建武二十八年”的文字，认定作者为东汉会稽人袁康、吴平（亦有一说谓吴平根据前人所著，经考证后辑录成书，袁康得此书后补加《越绝外传本事第一》，并蓄意隐去吴平之名）。现今学者多以为《越绝书》非一时一人所作，可能始作于战国,至东汉经袁康、吴平辑录增删。书名之“绝”，旧有“断灭”等说，今人考证，当为上古越语“记录”的译音，是越国史记的专名。
　　《越绝书》内容庞杂，对这一历史时期吴越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地理、历法、语言、社会习俗等均有所涉及，是研究我国古代社会尤其是吴越地区社会的重要典籍，有着很高的史料价值。其中《吴地传》、《地传》两篇，详述吴、越两国国都及其周边的城池道路、山川形势、宫殿陵墓、农田水利、工场矿山及地理特征等，为后世地方志的编纂开创了范例。《吴内传》记录的勾践“维甲”令，是对吴备战的动员令，保留了珍贵的古越语文献。
　　出于种种原因，在越绝书的成书年代、作者、卷 数。书名、篇名等问题上，至今仍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看 法。如关于成书年代，有春秋说、战国说、战国－－西 汉－－东汉说、战国－－东汉说、东汉初年说、东汉末 年说、东汉初年－－东汉末年说、西晋说；关于作者， 有子贡撰说、子胥撰说、袁康撰说、袁康、吴平合撰说 、袁康撰吴平修订说、袁康、吴平辑录说；关于卷数， 有十五卷说、十六卷说；关于书名，有越绝书原称越绝 说、越绝书原称越绝记说、越绝记非越绝书说；关于篇 名，有吴太伯与兵法篇亡佚说、今本吴地传即古本吴太 伯篇说、伍子胥水战兵法内经即古本兵法篇说、今本陈 成恒非古本陈恒篇说，等等。以上这些，一方面说明， 关于越绝书的一些重要问题，意见尚未统一，疑点犹待 探讨；另一方面也同时说明，正是由于越绝书的史料价 值，在诸典籍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因而使众多的研究者 为之锲而不舍. 

东观汉记校注

作者：刘珍

《东观汉记校注》是东汉几代史学家相继撰修而成的记载东汉历史的重要史书，记事起于光武帝，终于灵帝。该书早期流传阶段，为世所重，人们把《史记》、《汉书》、《东观》合称为“三史”。比它晚出的东汉诸史都取材于《东观》。 吴树平先生在前人基础上，重新翻检了大量古类书、史书和古注，辑得遗文数百条，又利用各种资料比勘互校，使一些鲁鱼亥豕歧异舛误的文字得到了厘订。同时，对人物事迹的编次更加合理，每条遗文都注明了出处，从而使《东观》一书的辑佚工作臻于完善。为便于阅读，又作了较为详细的校注。
《东观汉记》是记载东汉（公元25年～公元220年）光武帝到灵帝时期的一部史书，采用纪传体，名字得自官府的修史馆所在地东观。该书并非一次修成，而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合成的。汉明帝刘庄命班固、陈宗等人一同写成了《世祖本纪》。班固等又写了功臣、平林等，并作列传、载记共二十八篇。这时期是此书的奠基期。到安帝时，刘珍、李尤等接着写了纪、表、名臣、节士、儒林、外戚等传，从光武帝建武年间到安帝永初年间，这时才有了《汉记》的名称。以后，伏无忌、黄景等又撰写了诸王、王子、功臣、恩泽侯表和南单于、西羌传和地理志。桓帝在位时也让崔、朱穆等编撰孝穆、孝崇二皇传和顺烈皇后传。崔又和延笃合作写成了百官表和顺帝功臣孙程、郭镇及郑众、蔡伦等传。到这时候，前后共有一百一十四篇。灵帝时，蔡邕、杨彪等补写了纪、志、传几十篇，时限顺延到了灵帝。

　　范晔所著的《后汉书》写成之前，《东观汉记》还有些地位和影响，并和《史记》、《汉书》共称“三史”，是当时人学习的主要书籍。等到范晔的《后汉书》一出现，《东观汉记》的地位逐渐下降。根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全书一百四十三卷，到《旧唐书。经籍志》则是一百二十七卷，官方收藏本减少了十六卷，《宋史。艺文志》只记载了八卷，说明绝大部分已经散失。

　　清朝人姚之集录了佚文八卷，但依据也只是《续汉书》十志刘昭注、《后汉书》李贤注、《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等五书，成就不高，遗漏较多。乾隆时期修撰《四库全书》时，大臣便以姚氏本为蓝本，再对照《永乐大典》记载的内容，加上其他书的佐证，查漏补缺，增订成二十四卷，包括帝纪三卷、年表一卷、志一卷、列传十七卷、载记一卷、佚文一卷，最后刊入《武英殿聚珍丛书》，这个辑本比姚氏的完备一些，但还是有些缺陷，其中《稽瑞》、《开元占经》、《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