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段时间,集市上来了一个说书人,我偷偷地跑去听书,忘记了她分配给我的活,为此母亲批评了我,晚上,当她就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我忍不住将白天从说书人那里听来的故事复述给她听,起初她很不耐烦,因为在她心里说书人都是油嘴滑舌的人,从他们嘴里冒不出什么好话,但我复述的故事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市她便恩许我去听书,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也为了向她炫耀我的记忆力,我会把白天听到的故事绘声绘色讲给她听,很快的,我就不满足说书人讲的故事,我在复述过程中不断添油加醋,我会投我母亲所好编造一些情节,有时候甚至会改变故事的结局,我的听众不仅仅是我的母亲,连我的姐姐、我的婶婶、我的奶奶都成为了我的听众,我母亲在听完我的故事后有时也会忧心忡忡地向是对我说,又向是自言自语,儿子,你长大了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难道要靠耍贫嘴吃饭吗? 我理解母亲的担忧,因为在村子里,一个贫嘴的孩子是招人厌烦的,有时候还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麻烦,我的小说《牛》里面就有一个因为多说话而被村里人厌恶的孩子,这里面就有我童年的影子,我母亲经常提醒我少说话,她希望我能做一个沉默寡言、安稳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却显露出极强的说话的能力和极大的说话的欲望,这无疑是极大的危险,但我说故事的能力又给她带来了愉悦,这使她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尽管有我父母亲的谆谆教导,但我并没有改掉我喜欢说话的天性,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是对自己的讽刺。我小学未毕业就辍学,因为年幼体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滩放牛羊,当我牵着牛羊从校门口路过,看到昔日的同学在校门口打打闹闹,我心中充满了悲凉,深深感受到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孩子离开群体的痛苦,到了荒山上我把牛羊放开让它们自己吃草,蓝天如海,草地一如无际,看不到一个人的身影,没有身影,只有鸟儿在天上料较,我感到很孤独寂寞,心里空空荡荡,有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懒洋洋飘着的白云,脑海里浮现出许多莫名的幻想,我们那地方流传着许多狐狸变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着有一个狐狸变成美女来与我作伴放牛,但她始终没有出现,但有一次,一只火红色的狐狸从我面前的草丛中跳出来,我却被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狐狸跑没了影儿我还在那里颤抖,有时候我会站在牛栏旁看着牛的眼睛与我的倒影,有时候我会模仿着鸟儿的声音试图与鸟儿对话,有时候会试图对着树诉说心声,但鸟儿不理我,树也不理我。 许多年后,当我成为一个小说家,当年的许多幻想都被我写进了小说,很多人夸我想象力丰富,有一些文学爱好者也希望我能告诉他们培养想象力的秘诀,对此,我只能抱以苦笑,就像中国的先贤老子所说的那样,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 我童年饱受饥饿之苦,但我也像我们的文学大师沈从文一样阅读了大量的书,前面提到的到集市听说书人说书,仅仅是这本大学中的一页,辍学之后我混迹于成人之中,开始了用耳朵阅读的漫长生涯,200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传人,我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的牛棚马厩,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甚至在摇摇晃晃的行进的马车上聆听了许许多多的神鬼故事,历史传奇,异闻趣事,这些故事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家族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我作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些东西会成为我的写作素材,我当时只是一个迷恋故事的孩子,醉心地聆听着人们的讲述,那时我是一个绝对的有神论者,我相信万物都有灵性,我见到一棵大树也会肃然起敬,我看到一只鸟会感到它随时都会变化成人,我遇到一个陌生人,也会怀疑他是一个动物变化而成。 每当夜晚,我从生产队的技工房里回家时,无边的恐惧便包围了我,为了壮胆,我一边奔跑一边大声歌唱,那时我正处在变声期,嗓音嘶哑、声调难听,我的歌唱对我的乡亲们绝对是一种折磨。 我在故乡生活了21年,期间离家最远的是乘火车去了一次青岛,还差点迷失在木材厂的巨大木材之间,以至于我母亲问我去青岛看到了什么风景时,我沮丧地回答她,什么都没看到,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头,但也就是这次青岛之行使我产生了想离开故乡到外面去看世界的强烈愿望,1976年2月我应征入伍,背着我母亲帮我卖掉的结婚时的首饰走出了高密县东北乡,走出了这个既让我爱又让我恨的地方,开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时期,我必须承认,如果没有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在军营的枯燥生活中,我迎来了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热潮,我从一个用耳朵聆听股市,用嘴巴讲述故事的孩子开始尝试用笔来讲述故事,起初的道路并不平坦,我那时并没意识到我20多年的农村生活是文学的富矿,那时我以为文学就是要写好人好事,就是要写英雄劳模,所以,尽管也发表了几篇作品,但大部分文学价价值不高,1984年秋,我考入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我的恩师著名作家徐怀争(音)的启发指导之下,我写出了《秋水》、《透明的红萝卜》等一批中短篇小说,《秋水》这篇小说里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从此就有如一个农民有了自己的一片土地,我这个文学的流浪汉终于有了安身立命的场所,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认真,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使我明白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领地,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我追随这两位大师两年即意识到必须尽快地逃离他们,我在一篇文章中写到,他们是两座灼热的火炉,而我是冰块,如果离他们太近就会被他们蒸发掉,根据我的体会,一个作家之所以会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响,其根据是因为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灵魂深处的相似之处,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所以,尽管我没有很好地去读他们的书,但只读过了几页,我就明白了他们干了什么,也明白他们是怎样干的,随即我也就明白了我该干什么和我该怎样干,我该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即是说书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村里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坦率地说,讲述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谁会是我的听众,也许我的听众就是那些跟我母亲一样的人,也许我的听众,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亲身经历,譬如《哭河》中那个被父亲痛打的孩子,比如《透明的红萝卜》中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的孩子,我的确曾经因为干过一件错事而受到父亲的痛打,我也的确在桥梁工地上为铁匠师傅拉过风箱,当然,个人的经历无论多么奇特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写进小说,小说必须虚构,必须想象,很多朋友说,《透明的红萝卜》是我最好的小说,对此我不反驳,也不认同,但我认为,《透明的红萝卜》是我的作品中最富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长的一部,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尽管在后来的小说里,我写了很多的人物,但没有一个人物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或者可以说,一个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物中,总有一个领头的,这个沉默的孩子就是一个领头的,他一言不发,但却有力地引导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东北乡这个舞台上尽情地表演。 自己的故事总是有限的,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须讲他人的故事,于是,我的亲人们的故事,我的村人们的故事,以及我从老人口中听到过的祖先们的故事,就像听到集合令的士兵一样,从我的记忆深处涌出来,他们用期待的目光看着我,等待着我去写他们,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姑姑、叔叔、妻子、女儿,都在我的作品里出现过,还有很多我们高密东北乡的乡亲也都在我的小说里露过面,当然,我对他们都进行了文学化的处理,使他们超越了他们的自身,成为了文学中的人物,我最新的小说《蛙》中就出现了我姑姑的形象,因为我获得了诺贝尔奖,很多记者到她家采访,起初她还耐心地回答提问,但很快便不胜其烦,跑到县城里她儿子家躲起来了,姑姑确实是我写《蛙》时的模特,但小说中的姑姑与现实生活中的姑姑有着天壤之别,小说中的姑姑专横跋扈,有时候简直像个女匪,现实中的姑姑和善开朗,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现实中的姑姑晚年生活幸福美满,小说中的姑姑到了晚年却因为心灵的巨大痛苦患上了失眠症,身披黑袍,像个幽灵一样在暗夜中游荡,我感谢姑姑的宽容,她没有因为我在小说里把她写成那个样子而生气,我也十分敬佩我姑姑的明智,她正确理解了小说中的人物与现实中人物的复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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