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去世后我悲痛万分,决定写一部书献给她,这就是那本《丰乳肥臀》,因为胸有成竹,因为感情充沛,仅用了83天,我就写出了这部长达53万字小说的初稿,在《丰乳肥臀》这部小说里,我肆无忌惮地使用了与我母亲亲身经历有关的素材,但书中母亲的情感经历却是虚构或取材于高密东北乡很多人的经历,在这本书的前言里我写出了“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的话,但这本书实际上是献给天下母亲的,这是我狂妄的野心,就像我希望把小小的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缩影一样。 作家的创作过程各有特色,我每本书的构思与灵感出发也都不尽相同,有的小说起源于梦境,譬如《透明的红萝卜》,有的小说则发端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譬如《天堂蒜薹之歌》,但无论是起源于梦境还是发端于现实,最后都必须和个人的经验相结合,才有可能变成一部具有鲜明个性的、由无数生动细节塑造出来典型人物的,语言丰富多彩、结构匠心独运的文学作品,有必要特别提及的是,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我让一个真正的说书人登场,并在书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我十分抱歉地使用了这个说书人的真实姓名,当然,他在书中的所有行为都是虚构,在我写作中出现过多次这样的现象,写作之初,我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希望能借此获得一种亲近感,但作品完成之后,我想为他们改换姓名却感到已经不可能了,因此也发生过与我小说中人物同名的人找到我父亲发泄不满的事情,我父亲替我向他们道歉,但同时又开导他们不要当真,我父亲说,他在《红高粱》中第一句就说,“我父亲这个土匪种”,我都不在意,你们还在意什么呢? 我在写作《天堂蒜薹之歌》这一类逼近社会现实的小说时,面对着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我敢不敢对社会上的黑暗现象进行批评,而是这燃烧的激情和愤怒会让政治压倒文学,使这篇小说变成一个社会事件的纪实报告,小说家是社会中人,自然有他自己的社会立场和观点,但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人当成人来写,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发端于事件但超于事件,关心于政治但大于政治。 可能是因为我经历过长期的艰难生活,使我对人性有较为深刻的了解,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么,也明白真正的悲悯是什么,我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于是非善恶准确定型的朦胧地带,而这片地带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只要是准确的、生动地描写了这个充满了矛盾的朦胧地带的作品,也就必然地超越了政治并具备了优秀文学的品质。 喋喋不休地讲述自己的作品是令人厌烦的,但我的人生是与我的作品紧密相连的,不讲作品我感觉到无法下嘴,所以还得请大家原谅。 在我早期的作品中,我作为一个现代的说书人,是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但从《檀香刑》这部小说开始,我终于从后台跳到了前台,如果说我早期的作品是自言自语,目无读者,从这本书开始,我感觉到自己是站在一个广场上,面对着许多听众绘声绘色地讲述,这是世界小说的传统,更是中国小说的传统,我也曾经积极地向西方的现代派小说学习,也曾经玩弄过形形色色的叙事花样,但我最终回归了传统,当然,这种回归不是一成不变的回归,《檀香刑》和之后的小说是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又借鉴了西方小说技术的混合文本,小说领域的所谓创新基本上都是这种混合的产物,不仅仅是本国文学传统和外国小说技巧的混合,也是小说和其它艺术门类的混合,就像《檀香刑》,是有民间戏曲的混合,就像我早期一些小说同美术、音乐甚至杂技等汲取的营养一样。 最后,请允许我再讲一下我的《生死疲劳》,这个书名来自佛教经典,据我所知,为翻译这个书名,各国的翻译家都很头痛,我对佛教经典并没有深入研究,对佛教的理解自然十分肤浅,之所以以此为题,是因为我觉得佛教的许多基本思想是真正的宇宙意识,人世中的许多纷争在佛家眼里是毫无意义的,这样一种至高眼界下的人生人世显得十分可悲,当然,我没有把这本书写成布道辞,我写的还是人的命运和人的情感,人的局限和人的宽容,以及认为追求幸福坚持自己的信念所作出的牺牲与努力,小说中那位以一己之身与时代潮流对抗的蓝脸(音),在我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英雄,这个人物的原型是邻村的一位农民,我童年的时候经常看到他推着一脸吱吱作响的驴车从我门前过,给他拉车的是一个驴子,还有他的妻子,这个劳动者在当时的集体社会里显得那么不合时宜,在我们孩子眼里也把他看成了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以至于当他们从街上走过时我们都会充满义愤的朝他们投掷石块,时隔多年,当我拿起笔写作时,这个人物这个画面便浮现在脑海里,我知道我总有一天会为他写一本书,我迟早要把他的故事讲给天下人听,但一直到2005年当我在一座庙宇看到六道轮回的壁画时,才明白了讲述这个故事的正确方法。 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引发了一些争议,其实我还以为大家争议的对象是我,渐渐的,我感到这个争议的对象是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人,我如同一个看戏的人看着众人的表演,我看到那个得奖人身上落满了花朵,也被掷上了石块,泼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着从石块中站起来,擦干净身上的污水坦然地对着大家说,作为一个作家来讲,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我希望你们能耐心地读一下我的书,当然,我没有资格强迫你们读我的书,即便你们读了我的书,我也不希望你们能够改变对我的看法,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作家能让所有的读者都喜欢他,在当今这样的时代里更是如此,尽管我什么都不想说,但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我必须说话,那么我就简单再讲几句,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还是要给你们讲故事。 上个世纪60年代,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里组织我们去参观了一个苦难的展览,我们在老师的引领下放声大哭,为了能够让老师看到我的表演,表现,我舍不得擦去脸上的泪水,我看到有几位同学还悄悄将唾沫抹到脸上冒充泪水,我还看到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学之间有一位同学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里也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用手掩面,他睁着大眼看着我们,眼睛里流露出惊讶,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后,我向老师报告了这位同学的行为,为此学校给了这位同学一个警告处分。多年之后,当我因为自己的告密向老师表示忏悔时,老师说,那天来找他说这个事儿的有十几位同学,我的这位同学十几年前就已经去世,每当想到他,我就深感歉疚,这件事让我悟到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我再讲一个故事,三十多年前,我还在部队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里看书,有位老长官推门进来,看了一眼我对面的位置,然后自言自语地说,“哦?没有人?”我随即站起来高声说“难道我不是人吗?”那位老长官被我顶得面红耳赤,尴尬而退,为了这件事我扬扬得意了很久,我以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斗士,但事隔多年之后我却审干内疚。 请允许我讲最后一个故事,这也是许多年前我爷爷讲给我听过的,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躲避一场暴风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面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火球在庙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龙的叫声,八个人胆战心惊,有个人说,我们八个人中必定干过伤天害理的事情,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去接受上天的惩罚,免得让我们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吧,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那就请他出去接受惩罚。于是大家就把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七个人的草帽都被刮回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着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己不愿出去,于是大家便把他抬起来扔出庙门。故事的结局我估计大家都猜到了,那个人刚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便轰然坍塌。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获奖之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在今后的岁月里,我将继续讲我的故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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