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灾史贯穿中国5000年 |
作者:雷 达 陶短房 孙秀萍 石 华 文章来源:网络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9/5/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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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汶川大地震刚发生时,很多国内外媒体都想起了一个地方—都江堰,这项建于公元前256年的水利工程在这次地震中未受损伤,而它的建立恰恰是中国与灾难抗争的典型写照。中国从古至今不断经受灾难洗礼,恶劣的自然环境考验了中国人的智慧,也造就了中国人坚强的性格。
300年来的大灾一半在中国
根据联合国减灾科技委员会公布的统计数字,全世界范围内,在近300年来死亡人数超过10万人的50起自然灾害中,发生在中国的自然灾害竟然高达26起,累计死亡近1.03亿人,占全部死亡总人数的68%。联合国减灾科技委员会的报告中这样描述中国:“这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少数国家之一,大陆地震的频度和强度居世界之首,占全球地震总量的1/10以上。”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地震就高达8000多次,其中1000多次为6级以上地震。自20世纪初至今,中国占全球因地震死亡人数比例高达50%以上。
中国灾害频发与地形地貌有很大关系,中国地形复杂,山区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2/3,且人口密度大。
中国国土辽阔地貌复杂
中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几千年来水、旱、震、蝗、瘟疫,各种灾祸肆虐,中国的历史从某个角度说,也是一部与灾难抗争的历史。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有确切地震记录的国家,西晋时出土的《竹书纪年》,记载了距今3800多年中国最早朝代—夏代帝发七年的“泰山地震”。《吕氏春秋》里记录的周文王八年地震“地动东南西北,不出国郊”,第一次记录了地震危害范围。而《诗经·小雅·十月之交》翔实、生动地记述了周幽王时期关中的特大地震—“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这次地震是世界上最早的有精确记录的地震,比西方同类记录(1755年葡萄牙里斯本大地震)早2500多年。
水灾也是威胁中国先民的重大自然灾害。早在史前的舜帝时代,就有“九州皆水患”的说法。据记载,自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的2540年间,黄河下游决口泛滥达1590余次,较大的改道有26次,平均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沉重的水患甚至间接导致了元朝的覆灭。此外,旱灾、蝗虫、瘟疫在几千年中华文明史上也给中国人带来了惨痛的损失。
然而另一方面,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实行有组织、大规模甚至全国性抗灾防灾,并制定缜密法则规定的国家。在中国历史上,很多人是因为抗灾被铭记或歌颂的。中国第一个朝代—夏朝的建立,正是由于大禹率领民众制服水患,积累了崇高威望;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九合诸侯”,约法三章,第一条就是“无曲防”(不许截断邻国水源或把本国水患引向邻国),体现了集体防灾意识。清代帝王更重视治水,康熙亲自批阅水经,主持河工现场会议,六次南巡均首先视察黄河工地。
中国赈灾经验有千年
汉朝元帝灾后即把全部库存粮食、衣物用来赈济灾民;自周代开始,政府就有在灾后组织灾民移居富裕地区的计划,《周礼》记载“若食不能人二(300斤),则令邦国移民就谷”,《孟子》也有“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反映了灾后国家机器对人口和粮食进行区域间调剂的情况。
和古代中国相比,欧洲各国因普遍采取分权制,无法动员强大的政府力量应对灾情,因此在诸如大鼠疫等灾难面前显得十分虚弱;而在南美和亚洲其他一些地方,也曾有政府组织抗灾防灾的记载,如印加帝国的梯田抗旱,日本中世纪武田信玄的水利建设等,但这些地方或生产力低下,或幅员狭小,统治者对境内的统治力有限,均无法取得如古代中国那样的成绩。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历史学教授琳达·巴克特曼说,人们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可以归纳为物资救援能力、社会动员能力和民众心理承受能力三个方面。谈到此次中国汶川地震,琳达·巴克特曼说,从以上三方面抗灾能力出发,中国政府和人民在此次救灾中的表现堪称典范—物资救援已是倾尽所能,社会动员能力之高更让世界各国惊叹,但更令人钦佩的,还是中国人在这次地震面前的心理承受能力,人们的恐慌程度被信息的及时披露、救援的努力和各界的支持降到了最低。能看到的,多是救灾过程中的指挥若定,受灾民众的勇敢坚强。仅凭这一点,中国人在自然灾害的考验面前,便已经给出了最出色的答卷。
山区重建难度大
恩格斯有过两句名言:“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一个聪明的民族,从灾难和错误中学到的东西会比平时多得多”。经过这次地震,除了不可控制的自然力,应该说,由于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中国基础建设中的安全成本还有待提高。在今天,许多发达国家在防灾抗灾领域,如建筑的防灾性规范、全民防灾自救常识的普及、灾后治理、善款安置等方面,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像欧洲2002年发生水灾时,德国很多房屋在大水过后竟然还能继续使用,但在中国农村地区,甚至一场大的降雨都会把房屋冲垮。另据《东京新闻》报道,受四川地震的警示,日本政府公布,要提高对校舍进行耐震加固施工费的补助率。
谈到此次灾后重建,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副秘书长高建国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此次重建的难度,比世界许多大地震的灾后重建都要大”。不管是日本阪神大地震,还是我国台湾地区的“9·21”大地震,由于它们的城市化、工业化程度很高,灾后重建工作主要集中在城市;而像伊朗大地震,虽然工业化、城市化程度不高,但人口密度比较低。
高建国说,中国此次灾后重建的一个重点就是心理重建。这是在30年前唐山大地震后所没有的,这也是与国际通行做法一致的。高建国说:“物质上的需要是一个巨大挑战。”虽然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发展积累了大量家底,但受灾地区的发展相对滞后,经济自救能力不足。而且,由于受灾地区有的是山区里的村寨,分布非常散,重建起来很困难,这是西方发达国家不会遇到的问题。住在山里的农民,他们种植的田地不少坡度都在25度以上,有的甚至达到50度,产量低,收入少。中国自古以来就一直倡导“天人合一”,高建国说,这次重建将更好地和谐人与山的关系。
(李小环摘自2008年5月23日《环球时报》,安玉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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