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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经
《脉经》是古代汉族医学著作之一，西晋王叔和撰于公元三世纪，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脉学专著，全书共分十卷、九十八篇。本书集汉以前脉学之大成，先取《内经》、《难经》以及张仲景、华佗等有关论述分门别类，在阐明脉理的基础上联系临床实际。
本书集汉以前脉学之大成，先取《内经》、《难经》以及张仲景、华佗等有关论述分门别类，在阐明脉理的基础上联系临床实际。全书共十卷。卷一论三部九候，寸口脉及二十四脉；卷二、三则以脉合脏腑经络，举其阴阳之虚实，形证之异同，作为治疗依据；卷四诀四时、百病死生之分，并论脉法；卷五述仲景、扁鹊脉法；卷六列述诸经病证；卷七-九讨论脉证治疗，其中卷七以伤寒、热病为主，卷八为杂病，卷九为妇产科、小儿病证；卷十论奇经八脉及右侧上下肢诸脉。原有“手检图三十一部”，今已亡佚。本书的最大贡献有二。其一：首次将脉象归纳为浮、芤、洪、滑、数、促、弦、紧、沉、伏、革、实、微、涩、细、软、弱、虚、散、缓、迟、结、代、动二十四种，并对每种脉象均作了具体描述。其二：本书将晋以前的诊脉方法、脉象所反映的病理变化以及脉诊的临床意义等许多重要文献资料均收集保存下来。
《脉经》在我国医学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在国内外影响极大。如唐代太医署就把它做为必修课程，日本古代医学教育仿唐制，当然也不例外。该书著成后，传到我国西藏地区，对藏医学的相关学科起着重大的影响。通过西藏，中国脉学又传入印度，并辗转传入阿拉伯国家，对西欧脉学的发展也有所影响。如古波斯(伊朗)由拉·阿·阿尔哈姆丹(1247-1318)编写的一部波斯文的医学百科全书《伊儿汗的中国科学宝藏》(13世纪～14世纪初)一书中，就有王叔和的名学，其中脉学方面的内容也与《脉经》相似。中世纪阿拉伯医圣阿维森纳(980-1037)的《医典》中有关脉学的内容，也多大同小异，可见《脉经》在国内外医学发展史上影响之深远。
《脉经》是继《难经》之后的一部脉学专著。在《脉经》一书中，王叔和对脉学的描述和阐述深刻而细致，他将脉象分为24种，其中对于每种脉在医生指下的特点，代表病证等等，都描述得十分贴切、准确、实用。本书对重新翻译了《脉经》全文，并对重点字、词进行注释，有助于读者对《脉经》的理解和掌握。 -
针灸甲乙经
《针灸甲乙经》是古代汉族医学著作之一，为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针灸学专著。也是最早将针灸学理论与腧穴学相结合的一部著作。原名《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简称《甲乙经》，晋皇甫谧（215-282年）编撰于魏甘露四年（259年），共10卷，南北朝时期改为12卷本。
由于《针灸甲乙经》的内容大体取材于《黄帝内经》和《明堂孔穴针灸治要》，很多研究者就从文献学的角度去论说该书的价值。如有的介绍就说：“《甲乙经》的著成，对于我国针灸学的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医家在阅读时，一般不必再对三部原著的有关部分加以研读，而只需研读《甲乙经》，即可有精要的理解，大大地便利针灸学的学习过程，同时，它又具有重要的文献学的价值，如《明堂孔穴针灸治要》原书早佚，借助《甲乙经》得以保存大部分精华内容。”
的确，它有着非常重要的文献价值，不少古代研究成果之保存。而且还可以利用它来校勘医学古籍。例如《黄帝内经》由于历代传抄而出现错误、断简蠹残所致的阙漏，后人主要靠《针灸甲乙经》来对此进行校勘。
然而与文献价值相比，更显重要的是它的医学价值———把以经脉学说为主体的针灸学理论与腧穴理论紧密结合起来了。这种结合大大推进了针灸治疗理论和技术的提高。而且综合各家，在许多方面都有突进。
《素问》和《灵枢》中腧穴的发展尚处于十分有限的境地。两书实际所举穴位不过160个左右，而且不少只有部位还无命名。而《甲乙经》使中国针灸穴位总数达到654 穴。
这些进步也得益于他所处的时代医学取得的进步。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长期战乱以及饥荒、疾疫危害着人民的生命，使医学发展十分显著，尤其是中医外科医术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华佗就是当时著名的医生，对针灸治疗有很大贡献。其医术精良， 常常针到病除。由于魏晋南北朝整个中医学和外科医术水平的提高，人体解剖的事例也随之产生。人体解剖对进一步准确弄清人体的生理构造，经脉穴道提供了可能。我们现在能见到的就有三例人体解剖的记载。
当时不仅名医倍出，而且著书立说之风也很盛行。医学著作略有百余种。不仅整理前说，而且多有创新。皇甫谧十分注意吸收这些同辈人的成果。如对王叔和整理《伤寒杂病论》，皇甫谧在《甲乙经》序言里评述：“撰次仲景，选论甚精。”王叔和还著有《脉经》一书，对诊断技术有深刻研究。
皇甫谧由于自身多病，对实践更为重视。为了探求寒食散的医疗作用 -
春秋谷梁传注疏
《春秋谷梁传注疏》为东晋范宁注，是清人十三经注疏中的一种，其内容是对《春秋》三传之一的《谷梁传》在吸取前人注疏成果基础上所作详细的补注补疏，网罗面广，内容翔实，考订精细，是研究《春秋》经与《谷梁传》的必读参考资料。
《春秋谷梁传》又称《谷梁传》或《谷梁春秋》，内容以解释《春秋》大义为主，为儒家经典之，旧题作者为谷梁赤，初皆口授，成书时间晚于《公羊传》，约在西汉时期始写定成帙。《谷梁传》与《公羊传》的渊源虽同出于子夏，但由于长期口授传习，后学多所增益，所以二家之说又有不同。《谷梁传》解经，既有驳公羊说者，又有与其相矛盾者；《公羊传》解经，兼释《春秋》的“微言”与“大义”，《谷梁传》则只解“大义”，舍弃“微言”；《谷梁传》行文清新婉约，说理透彻，多有新意，文章优于《公羊传》，但却逊于《左传》。《谷梁传》与《公羊传》的相同之处，在于其体例完全一致。都是一问一答式逐层逐字阐释《春秋》。
《谷梁传》虽成书于汉代，但地位于影响却远在左氏、公羊二《传》之下，虽在宣帝时曾一度被立为学官，但注家廖寥，终未成显学。自汉宣帝倡导迄于魏晋，注讲者仅有尹更始、唐固、麋信、孔衍、江熙、程阐、徐仙民、徐乾、刘兆、胡讷、段肃等十余家，范氏有感于其注讲皆肤浅末学，不经师匠，辞理典据既不可观，又引《左传》、《公羊传》以解此经，文义违反，颇不利于后世，遂商略名例，敷陈疑滞，博采诸儒同异之说，又参与二三学士及诸子弟各记所识，并言其意，而成《集解》。范注实际上是自汉抵晋《谷梁传》研究的集大成著作，对历代的注讲作了一次系统的总结和整理，甚有功于谷梁学的研究与传播。书成以后，深为当时所重，亦是今存最早的《谷梁传》注解。范注以后，又有徐邈之注，故今本范注中，多杂有邈说。六朝以后抵唐初，再无学者为《谷梁传》作义疏，谷梁学的研究又一次□于沈寂。唐太宗时，士勋辅助孔颖达等撰修《左传正义》，乃以一人之力为范注作义疏，分肌擘理，刊削繁复，文清义约，对《谷梁传》作了第二次系统整理与研究，无论从哪方面看，其价值都远过于前人。但由于材料所限，可凭籍之书甚少，故较之出于众人之手的《左传正义》赅洽不及，并非士勋功力不及所致。纵观杨疏，广征博引、对保存唐以前旧说颇具功力，但因不专主一说，故歧义屡出，乃至有注《谷梁》而 -
金刚经
《金刚经》是佛教重要经典，全称《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又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简称《金刚经》。根据不同译本，全名略有不同，鸠摩罗什所译全名为《金刚般若（bōrě）波罗蜜经》，唐玄奘译本则为《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梵文 Vajracchedika-prajñāpāramitā-sūtra。《金刚经》传入中国后，自东晋到唐朝共有六个译本，以鸠摩罗什所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最为流行（5176字或5180字）。唐玄奘译本，《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共8208字，为鸠摩罗什译本的一个重要补充。其他译本则流传不广。
《金刚经》最早由后秦鸠摩罗什于弘始四年（401年）译出。1卷。以后相继出现5种译本：
①北魏菩提流支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②南朝陈真谛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③隋达摩笈多译《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
④唐玄奘译《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即《大般若经》的第九会）；
⑤唐义净译《佛说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另外，还有藏文、满文译本等。
此经以一实相之理为体，以无住为宗，以断疑为用，以大乘为教相。卷末四句偈文：“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被称为一经之精髓。意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空幻不实，“实相者则是非相”，认为应“远离一切诸相”而“无所住”，即对现实世界不执着或留恋。由于此经以空慧为体，说一切法无我之理，篇幅适中，不过于浩瀚，也不失之简略，故历来弘传甚盛，特别为惠能以后的禅宗所重。
《金刚经》梵文本在中国、日本、巴基斯坦、中亚等地都有发现，中国吐鲁番等地并有和阗、粟特等文字的译本出土。此经传入西方后，曾被译成多种文字，1837年修弥笃根据藏译首次译成德文，1881年马克斯·缪勒将汉文、日文及藏文译本加以校订，译成英文，收入《东方圣书》第49卷。1957年爱德华·康芝又再次译成英文，收入《罗马东方丛书》第8卷。达尔杜根据据梵文并对照中国满文译本，译为法文。日本宇井伯寿、中村元等曾多次译成日文。 -
七哀诗
《七哀诗》为三国时期曹魏著名文学家，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曹植的作品之一。
这首诗借一个思妇对丈夫的思念和怨根，曲折地吐露了诗人在政治上遭受 打击之后的怨愤心情。诗人自比“宕子妻”，以思妇被遗弃的不幸遭遇来比喻 自己在政治上被排挤的境况，以思妇与丈夫的离异来比喻他和身为皇帝的曹丕 之间的生疏“甚于路人”、“殊于胡越”。诗人有感于兄弟之间“浮沉异势， 不相亲与”，进一步以“清路尘”与“浊水泥”来比喻二人境况悬殊。“愿为 西南风，长逝人君怀”，暗吐出思君报国的衷肠；而“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 依”，则对曹丕的绝情寡义表示愤慨，流露出无限凄惶之感。全诗处处从思妇 的哀怨着笔，句句暗寓诗人的遭际，诗情与寓意浑然无间，意旨含蓄，笔致深 婉，确有“情兼雅怨”的特点。
这首诗的起句与结尾都相当精妙。起句既写实景，又渲染出凄清冷寂的气 氛，笼罩全诗。月照高楼之时，正是相思最切之际，那徘徊徜徉的月光勾起思 妇的缕缕哀思——曹植所创造的“明月”、“高楼”、“思妇”这一组意象， 被后代诗人反复运用来表达闺怨。诗歌结尾，思妇的思念就象那缕飘逝的轻风， “君怀良不开”，她到哪里去寻找归宿呢？结尾的这缕轻风与开首的那道月光 共同构成了一种幽寂清冷的境界。 -
情诗
《情诗》为三国时期曹魏著名文学家，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曹植的作品之一。
《情诗》在《玉台新咏》中题为《杂诗》，今从《文选》。诗人因景感怀，发为浩叹。在微阴蔽日，一年容易又秋风的季节转换中，自然界万物各得其所，鱼鸟安然游翔之景，引发出役夫久戍他乡，有家难归的联想。曹植生活在战乱频繁的时代，对民生疾苦有一定的了解和体察。诗中“游者”、“处者”两句，运用典故，映照出时代的动荡，男女之怨旷。游者，指役夫。《黍离》，指《诗经. 王风.黍离》篇，是一首哀伤宗周覆灭诗。这里取其感伤乱离、行役不已的意思。处者，指役夫家中的亲人。《式微》，指《诗经.邶风.式微》篇。旧说是黎国诸侯被狄人所逐，寄居卫国，臣子劝归之作。这里取其劝归之意。通过典故的运用，将历史与现实交织在一起，深化了人民在封建徭役制度重压下痛苦不安的悲剧间蕴，正如唐人王昌岭《从军行》叹当时边关征戍不断时所咏：“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由秦汉联想到唐代征戍之事，一处深沉的历史感油然而生。诗人悲天悯人式的同情心，不言而喻。
这首诗造语自然精妙，音节流美铿锵，意象生动传神，触目所感，情与景会。诗中“游鱼潜渌水，翔鸟薄天飞”两句，色彩鲜明，境界开阔，用词精警，意象飞动，是历代读者激赏的名句。鱼、鸟形象的捕捉，渌水蓝天的空间幅度，鱼“潜”鸟“薄”静动映衬，在诗意的提炼上都达到了自然凑泊、了无痕迹的境界。鱼儿安然地潜游于渌水之中，鸟儿自由地翱翔于九霄之外，安然无惊、自由畅朗的图景，不但反衬出身不由己的役夫的可悲命运，同时也是作者处在动辄得咎的政治逆境身心备受压抑中对自由、解放的热切憧憬。“潜”、“薄”二字，最见作者炼字、炼意的用心。“潜”字属平声闭口韵，声音轻细，切合表现游鱼安然不惊的神态；“薄”字属入声，声音短促而有力，状翔鸟高飞蓝天的快意，神采顿见，其“飞飞摩苍天”的气势，如在眼前。这两个动词的妙用，充分显示出诗人敏锐的观察力及其精湛准确的艺术表现力，堪称“诗眼”。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句与尔后“始出严霜结，今来白露晞”两句，平仄声律和谐妥贴，文字对仗工整自然，暗合了律诗粘对、对仗的规则，不但见出这位才思敏锐，才华富赡的诗人在斟音酌句上的努力，和他对提高诗歌艺术表现力的贡献，同时也透露出中国古典 -
厚黑学
厚黑学的发源起始于李宗吾先生，而其影响则因《厚黑学》而来。他在厚黑学一书中，宣扬脸皮要厚如城墙，心要黑如煤炭，这样才能成为“英雄豪杰”，他以曹操、刘备、孙权、司马懿、项羽、刘邦等人物为例，试图证实其厚黑学并列举当中各人之厚薄与黑白如何影响他们的成败。厚黑学一书一直受到民间重视，辗转相传，以厚黑学命名的相关中文书籍多达200本以上，几乎成为现代显学中的一种。厚黑学从某个角度反映了中华民族黑暗自私的一面，然而也反映了中国人的处世之道。
李宗吾先生认为，厚黑学分三步功夫，第一步是“厚如城墙，黑如煤炭”。城墙虽厚，可用火炮轰破；煤炭虽黑，但颜色可憎，众人不愿接近它。第二步是“厚而硬，黑而亮”。同第一步功夫相比虽有天壤之别，但毕竟有形有色，别人经过细心观察便可看出蛛丝马迹。第三步是“厚而无形，黑而无色”，进入“无声无臭，无形无色”之境界。臻于此境，就可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锐不可挡、所向披靡。厚黑术被封建政治家奉为圭臬，是其争权夺利的锦囊妙计。封建政治家未必懂政治学，但不能不通厚黑学。
李宗吾先生曰：“用厚黑以图谋一己之私利，是极卑劣之行为；用厚黑以图谋众人公利，是至高无上之道德”。
本书作者李宗吾，少时，曾从孔子“后世以为楷”之语，改名为世楷，字宗儒，表示宗师儒家。后来在成都读书时，以为儒家学说缺点殊多，宗孔子之儒家无如宗自己，遂改名为宗吾，从此进入他自己认为的那种状态：每读古人书，必生怀疑，以思想独立精神审视历史和社会，1912年，他以“独尊”之名，撰写了轰动—时的《厚黑学》，以后陆续写了—系列文章，其中包括1927年发表的《我对圣人之怀疑》。1928年发表了《社会问题之商榷》。1936年，他将历年所作文字的一部分，融合自己的新观点和想法，重新以随笔体裁整理为文，在成都《华西日报》上开辟《厚黑丛话》专栏，连载发表，以后同名结集单独成书。1936年，他还发表了被人称为扛鼎之作的《中国学术之趋势》。
作者的基本思想线索是在研究人性中，提出了“厚颜黑心”之说，由此而生“心理变化，循力学公例丽变化”之说。作者认为后者，使“厚黑学就有哲理上之根据了”。其论人性、论经济、论政治、论国际关系、论学术，均循此线索。他自己认为世人多注意其“厚黑学”，而对其他作品“不甚注意”，其实，后者才是作者更为着重的作品。
这些著作八十年代又成为台湾、香港地区及日本的畅销书。作者以强烈的使命 -
抱朴子外篇
《抱朴子》是一部中国古代非常有名的著作，后来被作为道教经典，作者是晋代（265-420年）的道教大师葛洪。《抱朴子》是由《抱朴子内篇》和《抱朴子外篇》两部书组合而成的。
《抱朴子外篇》主要谈论社会上的各种事情，属于道家政治范畴，也反映了葛洪道本儒末的思想轨迹。其内容可具体概括为：论人间得失，讥刺世俗，讲治民之法； 评世事臧否，主张藏器待时，克己思君； 论谏君主任贤能，爱民节欲，独掌权柄；论超俗出世，修身著书等。 总之，《抱朴子》将玄学与道教神学，方术与金丹、丹鼎与符 、儒学与仙学统统纳为一体之中，从而确立了道教神仙理论体系。
《外篇》的基本内容 《外篇》言人事，以儒家为宗，反映了葛洪先儒后道的思想发展轨迹。 《弭讼》等9篇论述时政得失，讥刺世俗，言治民之法。
《臣节》等7篇评人事臧否，主张藏器待时，克己思君。
《君道》等14篇谏君主任贤举能，爱民节欲，独掌权柄。 《勖学》、《崇教》两篇论超俗出世。
《交际》等5篇论修身。 《钧世》等7篇论文言著书之贵。(诘鲍)篇主张有君。
《博喻》、《广譬》两篇皆替喻，重复诸篇思想。 《自叙》一篇殿后，乃自传体，亦为全书之序。 《外篇》论时政得失，托古刺今，讥评世俗，述治民之道，主张任贤举能，爱民节欲。《四库提要》谓其"辞旨辨博，饶有名理。".鲁迅赞其"论及晋末社会状态"。
《外篇》还阐述了进步的文学观，强调要注重思想内容和社会作用，主张立言必须有助于教化，同时提倡文章与德行并重。认为文学是发展的，今胜于古，既要反对唯古是尊，又要反对厚今薄古。强调文学批评要注意作者的风格、个性，要广录博收，反对偏嗜和浅尝。 -
杂诗六首
《诗六首》为三国时期曹魏著名文学家，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曹植的作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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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志
《博物志》为志怪小说集。西晋张华（232～300）编撰，分类记载异境奇物﹑古代琐闻杂事及神仙方术等。内容多取材於古籍，包罗很杂，有山川地理的知识，有历史人物的传说，有奇异的草木鱼虫﹑飞禽走兽的描述，也有怪诞不经的神仙方技的故事，其中还保存了不少古代神话材料。如所记八月有人浮槎至天河见织女的传闻，是有关牛郎织女神话故事的原始资料。
《博物志》中记有山川地理、飞禽走兽、人物传记、奇异的草木虫鱼以及奇特怪诞的神仙故事，包括神话、古史、博物等内容。其中关于“八月槎”的神话，充满了美妙的神思遐想。说有人八月乘浮槎至天河见牛郎、织女，展示了天上的星宫景象。博物类中“蜀南多山，弥猴盗妇人”的故事亦写得完整生动有趣，称弥猴以长绳引盗大道上漂亮的女子作妻子，产子还送女家食养，颇通人性。这是猿类故事的原型，后有唐传奇的《补江总白猿传》、《剪灯新话》和《申阳洞记》等承此衍传下来。卷十中“千日酒”的故事很有韵味，刘玄石饮千日酒醉死，埋葬三年后始醒，因有“玄石饮酒，一醉千日”的佳话。
《博物志》所记山川地理深受《山海经》的影响。如前三卷所记为山川物产，外国、异人、异俗、异产、异兽、异鸟、异虫、异鱼等，性质大略相当于《山海经》的缩写，内容部分采自古籍，又杂以新的传闻。其中既有五岳，又叙“海外各国”，称五岳为“华、岱、恒、衡、嵩”。张华还精通方术，《博物志》除记有神人、神宫、神像、不死树外，还讲到了方士的活动，宣扬服食导引之法。可见张华的知识十分渊博。据晋王嘉《拾遗记》称，张华“好观秘异图纬之书，捃采天下遗逸，自书契之始，考验神怪，及世间闾里所说”，所以写成了这部广罗各种奇闻怪异的著作。宋李石《续博物志》，明游潜的《博物志补》均可视为张华的续书。
余视《山海经》及《禹贡》、《尔雅》、《说文》、地志，虽曰悉备，各有所不载者，作略说。出所不见，粗言远方，陈山川位象，吉凶有征。诸国境界，犬牙相入。春秋之后，并相侵伐。其土地不可具详，其山川地泽，略而言之，正国十二。博物之士，览而鉴焉。
该书虽没有被收入《道藏》，但历来被道教所重视，其中神仙资料常常为道教研究者所引用。 -
四十二章经
《佛说四十二章经》，简称《四十二章经》，佛教著作，据说是东汉迦叶摩腾、竺法兰汉译，一般认为是古代中国译出的第一部佛教经典。内容是把佛所说的某一段话称为一章，共选了四十二段话所编集而成。收在《大正藏》第十七册。《四十二章经》论其胜义，盖有四端：一、辞最简驯，二、义最精富，三、胪者古真，四、传最平易。用以上四重以观察于佛，则佛之全体大用明。
《四十二章经》共一卷，包含42篇短短的经文。有关《四十二章经》译传的文献记载很多。据《四十二章经序》说，后汉孝明帝夜寝南宫，梦见金人，于是便派蔡愔、秦景、王遵等12人到大月氏国写取佛经四十二章，但不载年月。据《出三藏记集》卷二载， 《旧录》云：《孝明皇帝四十二章》，安法师（指东晋道安）所撰《录》阙此经 ，并加以说明，认为汉明帝派蔡愔、秦景等 于月支国遇沙门竺摩腾译写此经还洛阳.《高僧传》卷一又说此经于洛阳译出。由此可见，《四十二章经》究竟是抄于大月氏，或是在洛阳译出，自梁代就已弄不清楚了。至于译者，通行本的《四十二章经》，署款为 迦叶摩腾并竺法兰共译.《四十二章经》所传版本较多，主要有三种：（1）《高丽藏》所收本，它源出于宋初蜀版的《开宝藏》；（2）宋朝真宗注本，收在明朝《永乐南藏》中；（3）宋朝守遂注本，流行比较广，明朝智旭的 解 ，了童的补注，道霈的 指南 ，清朝续法的 疏抄 均用此本。
《四十二章经》在流传转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讹误，特别是有的传抄人会根据自己的理解或自己的需要作些改动，加进些内容，使得这部经各本内容互有出入。如宋朝真宗注本卷首没有经序，将《高丽藏》中八、九章合为一章，第十一章天下五难增为二十难。其他相同的各章，文字也略有出入。后人增加的内容，比较突出的，如第一章加入了 识心达本 等内容，第七章加入了 佛言……子以礼从人，其人不纳，礼归子乎·对曰归矣 这种儒化语言；第十四章加入了 行道守真 的道家语言。从以上所举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四十二章经》夹带有儒、道两家的内容，表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也渗进最早的佛教译经里了。
《四十二章经》是佛教在中国初传的时期，在社会上比较流行的一部佛经，文字简炼而又包含了佛教基本修道的纲领，对当时佛教的传播和发展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
杂事秘辛
杂事秘辛 《杂事秘辛》,汉无名氏撰。 《汉杂事秘辛》一卷，汉无名氏撰。书叙汉桓帝懿德皇后被选入宫及册封之事。其中吴姁单独审视女莹一段，对女莹的身体发肤私处刻画细腻入微，风光淫艳，匪夷所思。明杨慎称得于安宁土知州董氏，沈德符认为是杨慎伪作。观其体载，颇类唐人传奇，不似汉人作品。书中与史实舛谬处，明胡震亨、姚士粦二人在跋中辨之甚详。今据《香艳丛书》本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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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已集
《而已集》是鲁迅1927年所作杂文集，1928年出版。面对反动军阀大肆屠杀革命党人和进步人士，鲁迅先生既愤恨，又无能为力，“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泪揩了，血消了，屠伯们逍遥复逍遥，用钢刀的，用软刀的。而我只有‘杂感’而已。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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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心集
《二心集》是鲁迅的一部杂文集，收录了鲁迅在1930年-1931年间所写的杂文三十七篇。 末附《现代电影与有产阶段》译文一篇。鲁迅于1932年8月将版权售予上海合众书店，同年10月初版。
本书收录了鲁迅先生1930年到1931年所作的杂文三十七篇，包括《习惯与改革》，《张资平氏的“小说学”》，《“好政府主义”》，《柔石小传》，《唐朝的钉梢》《知难行难》，《“智识劳动者”万岁》等，末附《现代电影与有产阶段》译文一篇。作者于1932年8月将版权售予上海合众书店，同年 10月初版。1933年8月至第四版后被国民党政府查禁，后由合众书店送交国民党图书审查机关审查，将删除的十六篇，改题为《拾零集》，于1934年10 月印行。本版与初版相同。 -
汉宫春色
《汉宫春色》是东晋时期佚名编制的一部关于汉朝的野史，主要描写了孝惠张皇后的一生，以及关于她的爱情故事和个人生活此外还描写了鲁元公主刘乐以及蒋孝廉蒋嘉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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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闺秘史
《春闺秘史》为中国古代禁书之一。几乎可以做性教育的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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坟
鲁迅杂文集<；坟>；《坟》杂文集，作者鲁迅。写于1907年——1925年间，鲁迅之所以要出版这些旧文，是因为“有人憎恶着”；同时也作为生活一部分的痕迹收敛起来，“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藏，一面是留恋”。
书收入鲁迅先生1907年至1925年间所作论文和杂感23篇及题记、后记各1篇。《坟》贯穿着五四精神——民主与科学的要求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精神。《坟》中部分杂感，锋芒直指激烈的政治斗争。因为这虽然不是我的血所写，却是见了我的同辈和比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而写的。《坟》中杂感艺术特色鲜明——气势跌宕，层层深入，收放自如。 -
花边文学
《花边文学》是鲁迅的一部杂文集，收录了鲁迅在1934年所写的杂文六十一篇。包括《女人未必多说谎》《北人与南人》《古人并不纯厚》《读几本书》《玩具》《算账》《看书琐记》《汉字和拉丁化》《考场三丑》《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等。
《花边文学》1936年6月由上海联华书局初版，鲁迅亲自设计封面。鲁迅常用敌人对他的称谓将计就计，予以反击。
“花边文学”本来是别人攻击鲁迅的文章用的词，鲁迅就用它为集子命名并设计封面。鲁迅还在序言中写道：因为“我的常常写些短评”，便有在同一营垒里的青年战友，换掉姓名将这一名称“挂在暗箭上射给我的。那立意非常巧妙：一、因为这类短评，在报上登出来的时候往往围绕一圈花边以示重要，使我的战友看得头疼；二、因为花边也是银元的别名，以见我的这些文章是为了稿费，其实并无足取。”
《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第5卷
本书收作者1934年1月至11月间所作杂文六十一篇，1936年6月由上海联华书局出版。同年8月再版。作者生前共印行二版次。鲁迅常常写些短评，确是从投稿于《申报》的《自由谈》上开头的，集一九三三年之所作，就有了《伪自由书》和《淮风月谈》两本。后来编辑者黎烈文先生真被挤轧得苦，到第二年，终于被挤出了，鲁迅便改些作法，换些笔名，托人抄写了去投稿，新任者不能细辨，依然常常登了出来。一面又扩大了范围，给《中华日报》的副刊《动向》，小品文半月刊《太白》之类，也间或写几篇同样的文字，聚起一九三四年所写的这些东西来，就是这一本《花边文学》。 -
阿Q正传
《阿Q正传》，鲁迅小说代表作。写于1921年12月，文章最初发表于北京《晨报副刊》，后收入小说集《呐喊》。《阿Q正传》向我们展现了辛亥革命前后一个畸形的中国社会和一群畸形的中国人的真面貌。它的发表，有着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阿Q正传》是鲁迅唯一的一部中篇小说，共九章，是采用章回体的形式写成的。《阿Q正传》中的人物有赵太爷、阿Q（guì）、吴妈、王胡、小D等。
《阿Q正传》以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农村为背景，描写未庄流浪雇农阿Q（guì）,虽然干起活来“真能做”，但却一无所有甚至连姓名都被人 -
呐喊
鲁迅小说集《呐喊》，作品真实地描绘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时期的社会生活，从革命民主主义出发，抱着启蒙主义目的和人道主义精神，揭示了种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对中国旧有制度及陈腐的传统观念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比较彻底的否定，表现出对民族生存浓重的忧患意识和对社会变革的强烈愿望。
《呐喊》收录作者1918年至1922年所作小说十四篇。1923年8月由北京新潮社出版，原收十五篇，列为该社《文艺丛书》之一。1924年5月第三次印刷时起，改由北京北新书局出版，列为作者所编的《乌合丛书》之一。1930年1 月第十三次印刷时，由作者抽去其中的《不周山》一篇(后改名为《补天》，收入《故事新编》)。作者生前共印行二十二版次。
1.在《呐喊》中，鲁迅为我们塑造了一系列不朽的典型：既疯狂又格外清醒的“狂人”；象征国民弱点的阿Q；用血汗钱买人血馒头的华老栓……他不但写出人物的“血肉来”，而且表现了“灵魂的深”，即关注病态社会里人的精神“病苦”，善于对人的精神创伤与病态的无止境的开掘。如《孔已已》中被科举功名毒害的心灵，还有《故乡》中的一声“老爷”表现出闰土的思想状况。鲁迅揭示人的精神病态，是为了揭露造成精神病态的病态社会，从而开掘出“封建社会吃人”的主题，封建社会不仅是对人的肉体的摧残，更是对人的灵魂的摧残。
2.对夜色情有独钟，夜色往往成为鲁迅笔下最有韵味的意象。如《白光》中的这段：“空中青碧到如一片海，略有些浮云，仿佛有谁将粉笔洗在笔洗里似的摇曳。月亮对站陈士成注下寒冷的光波来，当初也不过像是一面新磨的铁镜罢了，而这镜却诡秘的照透了陈士成的全身，就在他身上映出铁的月亮的影。”“寒冷的光”和“诡秘的照透”这些词语渗透着陈士成人生失意的主观感觉色彩；暗淡凄迷的月色与主人公孤寂愁苦的心绪融为一体。还有在“吃人”与“被吃”的恐惧氛围中，狂人眼前不断地闪现着凄迷的月夜。《明天》里单四嫂，失子的痛苦与恐惧总是伴随着夜色的渲染。
3.《狂人日记》以“狂人”二字为主人公取名，不仅符合小说的内容与形式，而且也符合“五四”时期那种“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和特点，充分表现了主人公的叛逆性与反抗性。《孔乙己》中孔乙己名字以“孔”为姓，有明显批孔孟之道的意思；“乙“的本章为“屈也”，而且过去“凡读书以笔志其止处曰乙”；“己”的本章为“身也”，“私也”。合起来的意思是孔子的门徒已走到了尽头，碰了钉子，没有发展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