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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言义疏
《法言》是扬雄（公元前53——18）具有代表性的哲学著作之一。其主旨在于捍卫和发扬儒家学说，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当时流行于世的一些宗教迷信思想进行了批判。
《汉书·本传》载其自序云：“雄见诸子各以其知舛驰，大氐诋訾圣人，即为怪迂析辩诡辞，以挠世事。虽小辩，终破大道而惑众，使溺于所闻，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讫麟止，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故人时有问雄者，常用法应之，撰以为十三卷，象论语，号曰法言。”足见本书之作，其主旨在于捍卫和发扬儒家学说。但与此同时，他也在一定程度上依据唯物主义观点，对当时流行于世的天人感应、鬼神图识等宗教迷信思想进行了批判。
《法言》的文辞虽不像杨雄另一部具有代表性的的哲学著作《太玄》那样晦涩，但仍相当艰深。北宋司马光曾经把他和《孟子》及《荀子》做过一番比较，他说：“《孟子》之文直而显，荀子之文富而丽，《杨子》（指《法言.）之文简而奥。唯其简而奥也，故难知。”正因为如此，自汉以来，至于北宋中期，为之作注释者，时有其人。可以考知的有杨雄弟子侯芭《注》六卷，吴宋衷《注》十三卷，晋李轨《解》一卷（以上见《隋书·经籍志》，侯，宋二家已亡佚。）隋辛德源《注》二十三卷(见《隋书·本传》，已亡佚。）唐柳宗元《注》，北宋宋咸《重广注》十卷及吴秘《注》。又《音义》一卷，不具撰者姓名。
《法言》由于其中的唯物主义观点，深得汉代唯物主义思想家桓谭的赞赏，并对东汉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有较大的影响。应该肯定，《法言》在我国古代唯物主义发展史上据有一定的地位，是研究这一课题的人相当重要而不可或缺的一部书。北宋司马光也对《法言》做出了很高的评价。
但自程颐始谓《法言》“曼衍而无断，优柔而不决”，苏轼复责其“以艰深之词，文浅易之说”，至朱熹作《通鉴纲目》，更大书而特书“莽大夫杨雄死”，以贬斥其为人。于是人品和著作日益为儒者所轻，在宋明理学垄断学坛的整个时期，也就几乎没有什么人肯花大力气再为《法言》全书作注的了。
清代，汉学复兴，诸子之学也随之大盛，《法言》又重新为人们所重视，著名学者如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以及孙星衍，孙诒让，俞正燮，俞樾等都为他做了许多考订和研究。至于注释，当推近人汪荣宝通注全书的《法言义疏》最为详备。故本书为研究《法言》之必备书。 -
太玄经
《太玄经》，汉扬雄撰，也称《扬子太玄经》，简称《太玄》、《玄经》。扬雄撰《太玄》,将源于老子之道的玄作为最高范畴,并在构筑宇宙生成图式、探索事物发展规律时,以玄为中心思想。是汉朝道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者。 《四库全书》为避康熙皇帝玄烨之名讳，改为《太元经》。
《新唐书 艺文志》作十二卷，《文献通考》作十卷。其书模仿《周易》体裁而成。分一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七百二十九赞，以模仿《周易》之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重卦、三百八十四爻。其赞辞，相当于《周易》之爻辞。《周易》有《剶传》、《象传》等“十翼”。作补充说明，《太玄经》亦作《玄冲》、《玄摛》等十篇做补充说明。“玄”，意为玄奥。源出《老子》“玄之又玄”。《太玄经》以“玄”为中心思想，揉合儒、道、阴阳三家思想，成为儒家、道家及阴阳家之混合体。扬雄运用阴阳、五行思想及天文历法知识，以占卜之形式，描绘了一个世界图示。提出“夫作者贵其有循而体自然也”、“质干在乎自然，华藻在乎人事”等观点。《太玄经》含有一些辩证法观点，对祸福、动静、寒暑、因革等对立统一关系及其相互转化情况均坐了阐述。认为事物皆按九个阶段发展，在每一首“九赞”中，皆力求写出事物由萌芽、发展、旺盛到衰弱以至消亡的演变过程，甚至说天有“九天”，地有“九地”，人有“九等”，家族有“九属”。凡事都用“九”去硬套，反映了扬雄的形而上学观点。东汉宋衷及三国吴人陆绩曾为《太玄经》作注。晋人范望又删定二家之注，并自注赞文。另有北宋司马光《太玄经集注》、清人陈本礼《太玄阐秘》等。
《太玄经》是作者在精研《周易》的二进制后演绎而出的三进制体系。充分地诠释了“天，地，人”的互动理念。是世界中最早的三进制体系著作。该书在当世不为人理解，并以语言笑话作者，可作者不予理睬，还笑着说后世将大显光彩。并绘有玄图一副，因历代印刷技术而没流传于世。
深入研究《太玄经》对现代科学将会有巨大的帮助。就像计算机是在二进制的基础上发明出的科学产物一样，《太玄经》这个阐述三进制的理论体系，同样会对人类社会作出重大贡献。如：
“ 宇宙，地球，生命”，“作用力，反作用力，制动者”，“国家，政府，公民”，“操作系统，载承平台，互动者”，“学校，书籍，读者”，“医院，医生，患者”，“仓库，物品，管理员”，等等很多这样的体系，都是密不可分的三进制体系。 -
三字经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与《千家诗》合称“三百千千”，为古代启蒙教育的著名教材，自南宋以来，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三字经》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它短小精悍、朗朗上口，千百年来，家喻户晓。其内容涵盖了历史、天文、地理、道德以及一些民间传说，所谓“熟读《三字经》，可知千古事”。其独特的思想价值和文化魅力为世人所公认，被历代中国人奉为经典并不断流传。它的核心思想包括了“仁，义，诚，敬，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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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书
《素书》相传为秦末黄石公作。民间视为奇书、天书。《素书》以道家思想为宗旨，集儒、法、兵的思想发挥道的作用及功能，同时以道、德、仁、义、礼为立身治国的根本、揆度宇宙万物自然运化的理数，以此认识事物，对应事物、处理事物的智能之作。传说黄石公三试张良，而后把此书授予张良。张良凭借此书，助刘邦定江山。2012年记者会上，温家宝总理引用书中名句“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回”。
黄石公《素书》是一部类似‘语录’体的书，流传甚广，影响很大。另名《钤经》，又名《玉钤经》《宋史。艺文志》载：‘宋代有黄石公《素书》一卷，张良所传。
《素书》是作者人生观的具体表现。全书六章共讲了五个问题。
一 、阐明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即道、德、仁、义、礼五位一体，密不可分，及‘潜居抱道，以待其时’的处世哲学。暗示读者，只要具备道、德、仁、义、礼五种品格，再逢机遇，定可建绝代之功，极人臣之位。
二、 阐明了用人原则。作者依据才学之不同，将人才分为俊、豪、杰三类。是故其无异儒家的理性意识及道德水平的准则。作者认为‘任材使能，所以济物’、‘危莫危于任疑’、‘既用不任者疏’、‘用人不正者殆，强用人者不畜’等等，都是来自生活的总结，有著指导性意义。
三、为别人做事时加强个人修养的意见。‘博学切问’、‘恭俭谦约’、‘近恕笃行’、‘亲仁友直’等，反映了儒家的道德意识；‘绝嗜禁欲’、‘抑非损恶’、‘设变致权’、‘安莫安于忍辱’、‘吉莫吉于知足’等，又具有道家思想的成分，儒、道兼收并蓄，反映出作者的思想的包罗万象。
四、总结安邦治国的经验。作者认为‘短莫短于茍得’（反对短期行为）‘后令缪前者毁’（政策必须备有连续性）‘足寒伤心，人怨伤国’（失民心者失天下）‘有道则吉，无道则凶。吉者百福所归，凶者百祸所攻。非其神圣，自然所钟’（反映了作者的天道意识和非神观念）。这些，对于后人参政有一定的启发。
五、阐述了自己的处世之道。我们中国人的政治是人治的政治，能否处理好人际关系，是事业能否亨通的关键。作者提出‘好直辱人者殃，戮辱所任者危’、‘慢其所敬者凶’、‘轻上生罪，侮下无亲’、‘上无常守，下多疑心’、‘近臣不重，远臣轻之’等，都给如何处理好各种关系提出了借鉴。
六、奖赏刑罚，合情合理；法律制度，简单易行，礼之根本！以待己之心待人，以化人之心化己，当如是也 -
九章算术
《九章算术》其作者已不可考。一般认为它是经历代各家的增补修订，而逐渐成为现今定本的，西汉的张苍、耿寿昌曾经做过增补和整理，其时大体已成定本。最后成书最迟在东汉前期，现今流传的大多是在三国时期魏元帝景元四年（263年），刘徽为《九章》所作的注本。
他是中国汉族学者在古代第一部数学专著，是《算经十书》中最重要的一种，成于公元一世纪左右。该书内容十分丰富，系统总结了战国、秦、汉时期的数学成就。同时，《九章算术》在数学上还有其独到的成就，不仅最早提到分数问题，也首先记录了盈不足等问题，《方程》章还在世界数学史上首次阐述了负数及其加减运算法则。它是一本综合性的历史著作，是当时世界上最简练有效的应用数学，它的出现标志中国古代数学形成了完整的体系。
《九章算术》是中国古代的数学专著，是“算经十书”(汉唐之间出现的十部古算书)中最重要的一种。魏晋时刘徽为《九章算术》作注时说:“周公制礼而有九数，九数之流则《九章》是矣”，又说“汉北平侯张苍、大司农中丞耿寿昌皆以善算命世。苍等因旧文之遗残，各称删补，故校其目则与古或异，而所论多近语也”。
根据研究，西汉的张苍、耿寿昌曾经做过增补。最后成书最迟在东汉前期，但是其基本内容在东汉后期已经基本定型。《汉书艺文志》(班固根据刘歆《七略》写成者)中着录的数学书仅有《许商算术》、《杜忠算术》两种，并无《九章算术》，可见《九章算术》的出现要晚于《七略》。《后汉书马援传》载其侄孙马续“博览群书，善《九章算术》”，马续是公元1世纪最后二、三十年时人。再根据《九章算术》中可供判定年代的官名、地名等来推断，现传本《九章算术》的成书年代大约是在公元1世纪的下半叶。
作为一部世界数学名著，《九章算术》就在隋唐时期即已传入朝鲜、日本。它已被译成日、俄、德、法等多种文字版本。
《九章算术》的内容十分丰富，全书采用问题集的形式，收有246个与生产、生活实践有联系的应用问题，其中每道题有问（题目）、答（答案）、术（解题的步骤，但没有证明），有的是一题一术，有的是多题一术或一题多术。这些问题依照性质和解法分别隶属于方田、粟米、衰（音cui）分、少广、商功、均输、盈不足、方程及勾股。
《九章算术》是世界上最早系统叙述了分数运算的著作；其中盈不足的算法更是一项令人惊奇的创造；“方程”章还在世界数学史上首次阐述了负数及其加减运算法则。在代数方面，《九章算 -
仪礼
《仪礼》原名《礼》，系记载古代礼制的著作，今本通行十七篇。《仪礼》为儒家十三经之一，内容记载着周代的各种礼仪，其中以记载士大夫的礼仪为主。秦代以前篇目不详，汉代初期高堂生传仪礼十七篇，另有古文仪礼五十六篇，已经遗失。汉人以其所讲为士所必习的礼节，称为《士礼》；相对《礼记》而言，又叫《礼经》；晋人认为其所讲的并非礼的意义，而是具体的礼节形式，故称之为《仪礼》，与《礼记》、《周礼》合称“三礼”。历朝礼典的制定，大多以《仪礼》为重要依据，对后世社会生活影响至深。
《仪礼》主要记载古代贵族（包括国君、诸侯、卿、大夫、士）从成人、结婚到丧葬的各种礼节，以及其交往、燕飨、朝聘、乡射、大射等各种政治和社会活动中的礼仪规范。按儒家的说法，人类之初，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人和人就要生出争斗。于是圣人制出礼来维持社会秩序，教人节制，教人平和，教人追念本源，感怀恩德，教人互敬互爱。这分别是制度之礼，宗教之礼，风俗之礼。可见，礼是社会文明和进步的标志。中华民族被称为礼仪之邦，“礼仪文化”是文化中国的核心内容之一。
《仪礼》开篇即是《士冠礼》，一个人成人，就意味着他开始独立地承担自己的责任，参与社会的各项事务。仪式是有意味的形式，每一个细节都承载着不同的功能，在看似繁琐的各项程序中，先民们表达对神明、对社会、对生活的尊重与热爱。据《史记》载：“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圣人儿时的游戏都是制礼作乐，可见礼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其实在今天，礼同样非常重要。我们常说人要讲文明礼貌，一个人的言行举止是否合“礼”，就是他的精神文明水平高低的标志。所以，了解古代礼仪制度，对于今天来讲照样是有重要意义的。
《仪礼》版本甚多，有东汉郑玄《仪礼注》、唐贾公彦《仪礼注疏》、清胡培翚《仪礼正义》等。今据清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刻本整理。对于《仪礼》十七篇的作者与撰作时代这一问题,自古迄今一直存在着争议,见仁见智,莫衷一是。 -
越绝书
《越绝书》,是记载我国早期吴越历史的重要典籍,又称《越绝》、《越录》《越记》等,是一部记载吴、越史地为主的地方性史籍,上起大禹治水，下迄两汉，旁及其他诸侯国，本书深受道家思想影响。《吴越春秋》是《越绝书》后续的作品。旧说《越绝书》作者为子贡或伍子胥，明代学者从书末《篇叙外传记》隐语中读出“袁康”、“吴平”二名，又据书中有“建武二十八年”的文字，认定作者为东汉会稽人袁康、吴平（亦有一说谓吴平根据前人所著，经考证后辑录成书，袁康得此书后补加《越绝外传本事第一》，并蓄意隐去吴平之名）。现今学者多以为《越绝书》非一时一人所作，可能始作于战国,至东汉经袁康、吴平辑录增删。书名之“绝”，旧有“断灭”等说，今人考证，当为上古越语“记录”的译音，是越国史记的专名。
《越绝书》内容庞杂，对这一历史时期吴越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地理、历法、语言、社会习俗等均有所涉及，是研究我国古代社会尤其是吴越地区社会的重要典籍，有着很高的史料价值。其中《吴地传》、《地传》两篇，详述吴、越两国国都及其周边的城池道路、山川形势、宫殿陵墓、农田水利、工场矿山及地理特征等，为后世地方志的编纂开创了范例。《吴内传》记录的勾践“维甲”令，是对吴备战的动员令，保留了珍贵的古越语文献。
出于种种原因，在越绝书的成书年代、作者、卷 数。书名、篇名等问题上，至今仍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看 法。如关于成书年代，有春秋说、战国说、战国－－西 汉－－东汉说、战国－－东汉说、东汉初年说、东汉末 年说、东汉初年－－东汉末年说、西晋说；关于作者， 有子贡撰说、子胥撰说、袁康撰说、袁康、吴平合撰说 、袁康撰吴平修订说、袁康、吴平辑录说；关于卷数， 有十五卷说、十六卷说；关于书名，有越绝书原称越绝 说、越绝书原称越绝记说、越绝记非越绝书说；关于篇 名，有吴太伯与兵法篇亡佚说、今本吴地传即古本吴太 伯篇说、伍子胥水战兵法内经即古本兵法篇说、今本陈 成恒非古本陈恒篇说，等等。以上这些，一方面说明， 关于越绝书的一些重要问题，意见尚未统一，疑点犹待 探讨；另一方面也同时说明，正是由于越绝书的史料价 值，在诸典籍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因而使众多的研究者 为之锲而不舍. -
东观汉记校注
《东观汉记校注》是东汉几代史学家相继撰修而成的记载东汉历史的重要史书，记事起于光武帝，终于灵帝。该书早期流传阶段，为世所重，人们把《史记》、《汉书》、《东观》合称为“三史”。比它晚出的东汉诸史都取材于《东观》。 吴树平先生在前人基础上，重新翻检了大量古类书、史书和古注，辑得遗文数百条，又利用各种资料比勘互校，使一些鲁鱼亥豕歧异舛误的文字得到了厘订。同时，对人物事迹的编次更加合理，每条遗文都注明了出处，从而使《东观》一书的辑佚工作臻于完善。为便于阅读，又作了较为详细的校注。
《东观汉记》是记载东汉（公元25年～公元220年）光武帝到灵帝时期的一部史书，采用纪传体，名字得自官府的修史馆所在地东观。该书并非一次修成，而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合成的。汉明帝刘庄命班固、陈宗等人一同写成了《世祖本纪》。班固等又写了功臣、平林等，并作列传、载记共二十八篇。这时期是此书的奠基期。到安帝时，刘珍、李尤等接着写了纪、表、名臣、节士、儒林、外戚等传，从光武帝建武年间到安帝永初年间，这时才有了《汉记》的名称。以后，伏无忌、黄景等又撰写了诸王、王子、功臣、恩泽侯表和南单于、西羌传和地理志。桓帝在位时也让崔、朱穆等编撰孝穆、孝崇二皇传和顺烈皇后传。崔又和延笃合作写成了百官表和顺帝功臣孙程、郭镇及郑众、蔡伦等传。到这时候，前后共有一百一十四篇。灵帝时，蔡邕、杨彪等补写了纪、志、传几十篇，时限顺延到了灵帝。
范晔所著的《后汉书》写成之前，《东观汉记》还有些地位和影响，并和《史记》、《汉书》共称“三史”，是当时人学习的主要书籍。等到范晔的《后汉书》一出现，《东观汉记》的地位逐渐下降。根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全书一百四十三卷，到《旧唐书。经籍志》则是一百二十七卷，官方收藏本减少了十六卷，《宋史。艺文志》只记载了八卷，说明绝大部分已经散失。
清朝人姚之集录了佚文八卷，但依据也只是《续汉书》十志刘昭注、《后汉书》李贤注、《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等五书，成就不高，遗漏较多。乾隆时期修撰《四库全书》时，大臣便以姚氏本为蓝本，再对照《永乐大典》记载的内容，加上其他书的佐证，查漏补缺，增订成二十四卷，包括帝纪三卷、年表一卷、志一卷、列传十七卷、载记一卷、佚文一卷，最后刊入《武英殿聚珍丛书》，这个辑本比姚氏的完备一些，但还是有些缺陷，其中《稽瑞》、《开元占经》、《事类 -
伤寒论
《伤寒论》，古代汉族医学经典著作之一，是一部阐述外感热病治疗规律的专著。全书10卷，东汉张仲景撰于公元3世纪初。张仲景原著《伤寒杂病论》，在流传的过程中，经后人整理编纂将其中外感热病内容结集为《伤寒论》，另一部分主要论述内科杂病，名为《金匮要略方论》。
《伤寒论》是东汉张机所著《伤寒杂病论》中论述伤寒病证的部分。《伤寒杂病论》原16卷，约成书于公元3世纪。该书至魏晋时已有散失，经王叔和收集整理始得存世，后在流传过程中析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书。北宋时期，政府成立校正医书局，对诸多医学古籍进行校勘整理，《伤寒论》则是其中之一。
《伤寒论》全书10卷，共22篇，列方113首，应用药物82种.
第一卷为“辨脉法”和“平脉法”两篇，主要论述伤寒及杂病的脉、证与预后.
第二卷为“伤寒例”、“辨痓湿暍脉证”、“太阳病脉证并治上”，主要总论六经发生、发展、治疗、预后的一般规律、痓湿暍的证治.
第三卷至第六卷，主要论述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等六经病的脉、证、治疗与预后.
第七卷至第十卷主要论述霍乱、阴阳易、劳复的证治及伤寒病的可汗不可汗、可吐不可吐、可下不可下等。
六经形证，是《伤寒论》全书的纲领，它是把证候分类而定出来的，后世认为这是不废的法则，张仲景观察到热性病虽然错综复杂，但归纳起来，可分为六个类型，同时又运用《素问》的精神分析了阳热、表实和阴寒、里虚。即“三阳证”与“三阴证”。 -
战国策
《战国策》又叫《国策》，杂记东周、西周及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各国之事，记事年代起于战国初年，止于秦灭六国，约有240年。分为12策，33卷，共497篇.主要记述了战国时期的纵横家的政治主张和言行策略，也可说是纵横家的实战演习手册。本书亦展示了东周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作者并非一人，成书并非一时，书中文章作者大多不知是谁。西汉末刘向编定为三十三篇，书名亦为刘向所拟定。宋时已有缺失，由曾巩作了订补。有东汉高诱注，今残缺。宋鲍彪改变原书次序，作新注。吴师道作《校注》，近代人金正炜有《补释》，今人缪文远有《战国策新校注》。《战国策》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历史学名著。它是一部国别体史书,又称《国策》。
《战国策》主要记载我国古代东周战国时期各国的政治，军事，外交方面的活动，是一部国别体史书，因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该书文辞优美，语言生动，富于雄辩与运筹的机智，描写人物绘声绘色，常用寓言阐述道理，著名的寓言有“画蛇添足”“亡羊补牢”“狡兔三窟”“狐假虎威”“南辕北辙”等。这部书有文辞之胜，在我国古典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战国策》又称《国策[3] 》，也称《短长书》。为当时纵横家（即策士）游说之辞的汇编。主要记载战国时期谋臣策士纵横捭阖（bǎi hé）的斗争。全书按东周、西周、秦国、齐国、楚国、赵国、魏国、韩国、燕国、宋国、卫国、中山国依次分国编写，分为12策，33卷，共497篇，约12万字。所记载的历史，上起公元前490年智伯灭范氏，下至公元前221年高渐离以筑击秦始皇。
《战国策》是我国一部优秀散文集，它文笔恣肆，语言流畅，论事透辟，写人传神，还善于运用寓言故事和新奇的比喻来说明抽象的道理，具有浓厚的艺术魅力和文学趣味。《战国策》对我国两汉以来史传文政论文的发展都产生过积极影响。
《战国策》中的《唐雎不辱使命》[4] 现已编入人教版九上语文书,《邹忌讽齐王纳谏》现已编入人教版九下语文书。
北宋时，《战国策》散佚颇多，经曾巩校补，是为今本《战国策》。该书共26篇，其中11篇内容和文字与今本《战国策》和《史记》大致相同。
《战国策》一书对司马迁的《史记》的纪传体的形成，具有很大影响。《史记》有九十卷的史料直接取自于《战国策》的史料。但《战国策》许多记载并不可靠，司马迁在《苏秦传》后曰“世言 -
金匮要略
东汉张仲景著述的《金匮要略》是古代汉族医学经典著作之一，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诊治杂病的中医专著。撰于3世纪初。作者原撰《伤寒杂病论》十六卷中的“杂病”部分。经晋王叔和整理后，其古传本之一名《金匮玉函要略方》,共3卷上卷为辨伤寒，中卷则论杂病，下卷记在药方。后北宋校正医书局林亿等人根据当时所存的蠹简文字重予编校，取其中以杂病为主的内容，仍厘订为3卷，改名《金匮要略方论》.全书共25篇，方剂262首，列举病症六十余种。所述病证以内科杂病为主，兼有部分外科妇产科等病证。
《金匮要略》[1] 是中医经典古籍之一，东汉张仲景撰于3世纪初，属原撰《伤寒杂病论》十六卷中的“杂病”部分。
《伤寒杂病论》历经传抄失真失散，伤寒部分经晋太医令王叔和收集、整理、编次，形成《伤寒论》一书，当时杂病部分失传。
《伤寒杂病论》古传本之一名《金匮玉函要略方》，被北宋翰林学士王洙发现于翰林院书库，书简共3卷，上卷为辨伤寒，中卷则论杂病，下卷记载药方。后北宋校正医书局林艺等人根据当时所存的蠹简文字重予编校，取其中以杂病为主的内容，仍厘订为3卷，改名《金匮要略方论》。全书共25篇，方剂262首，列举病症六十余种。
所述病证以内科杂病为主，兼有部分外科妇产科等病证。《金匮要略》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诊治杂病的专著，是仲景创造辨证理论的代表作。古今医家对此书推崇备至，称之为方书之祖，医方之经、治疗杂病的典范。书名“金匮”，言其重要和珍贵之意，“要略”，言其简明扼要之意，表明本书内容精要，价值珍贵，应当慎重保藏和应用。
《金匮要略》被古今医家赞誉为方书之祖、医方之经，治疗杂病的典范，该书已经由学苑出版社编辑出版并发行。
《金匮要略》3卷25篇，第2篇至22篇介绍以内科杂病为主的多科病证脉治，论述精要，为读者提供了辩证论治及方药配伍的一些基本原则，是我国中医临床医学的奠基著作之一。书中重点论述了内科病证，诸如痉、湿、、百合病、狐惑病、阴阳毒、疟病、中风历节、血痹、虚劳、肺痈、咳嗽上气、奔豚气、胸痹、心痛、短气、腹满、寒疝、宿食、风寒积聚、痰饮、消渴、小便不利、淋病、水气、黄疸、惊悸、吐血、下血、胸满、吐血、呕吐哕、下利等40多种。同时还论述外科、伤科如痈肿、肠痈、浸淫疮、刀斧伤等病证。此外，设有女科病证的专篇论述。该书以疾病分篇，论述每种病证的不同症型和不同阶段的治疗，以及“同 -
汉书
《汉书》，又称《前汉书》，由我国东汉时期的历史学家班固编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之一。《汉书》是继《史记》之后我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 《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西汉的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的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年的史事。《汉书》包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共八十万字。
《汉书》的语言庄严工整，多用排偶、古字古词，遣辞造句典雅远奥，与《史记》平畅的口语化文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中国纪史的方式自《汉书》以后，历代都仿照它的体例，纂修了纪传体的断代史。
成书于汉和帝时期，前后历时近四十年。班固世代为望族，家多藏书，父班彪为当世儒学大家，“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采集前史遗事，旁观异闻，作《史记后传》六十五篇。班固承继父志，“亨笃志于博学，以著述为业”，撰成《汉书》。其书的八表和《天文志》，则由其妹班昭及马续共同续成，故《汉书》前后历经四人之手完成。班昭是“二十四史”中绝无仅有的女作者。
注疏《汉书》者主要有唐朝的颜师古（注）、清朝的王先谦（补注）。
《汉书》开创了我国断代纪传表志体史书，奠定了修正史的编例。史学家章学诚曾在《文史通义》中说过：“迁史不可为定法，固因迁之体，而为一成之义例，遂为后世不桃之宗焉。”历来，“史之良，首推迁、固”，“史风汉”、史班或班马并称，两书各有所长，同为中华史学名著，为治文史者必读之史籍。
《汉书》尤以史料丰富、闻见博洽著称，“整齐一代之书，文赡事详，要非后世史官所能及”。可见，《汉书》在史学史上有重要的价值和地位。 -
春秋谷梁传
《谷梁传》是《谷梁春秋》、《春秋谷梁传》的简称。《春秋谷梁传》为儒家经典之一。与《左传》、《公羊传》同为解说《春秋》的三传之一。起于鲁隐公元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传说孔子的弟子子夏将这部书的内容口头传给谷梁俶（亦名谷梁赤，字元始），谷梁赤将它写成书记录下来，但实际上这部书的口头传说虽然早已有了，但其成书时间是在西汉。
《谷梁传》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用这种方式来注解《春秋》，它是研究儒家思想从战国时期到汉朝演变的重要文献。
由于《春秋》言辞隐晦，表述过于简约，给后人学习带来诸多不便。为了更好地表现《春秋》经文的内容大义，很多学者为其著文诠释，以补原书之不足。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汉代传注《春秋》的有5传。后来《邹氏传》11卷，《夹氏传》11卷亡佚，
只有《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流传至今，被称为“《春秋》三传”。据后人考证，《谷梁传》书中曾引用公羊子的话并加以辩驳，因此认为成书要较《公羊传》为晚。
《谷梁传》起自鲁隐公元年，止于哀公十四年。二传用问答体，逐字或逐层解释《春秋》，是历史文献注释的一种形式。通行的注本，《谷梁传》有晋范宁《春秋谷梁传集解》。
《谷梁传》解释《春秋》的用辞和书法，体现出一种准确、凝炼的文风。例如，《谷梁传》庄公七年，对经文“夏四月辛卯，昔，恒星不见”，有细致的解释，反映了中国史学史上的好传统。
在史实记载上，《谷梁传》远不及《左传》丰富，但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是反映春秋时期社会情况的宝贵史料。其他可与《左传》相补充的史实还有不少，诸如：《谷梁传》僖公二年记虞师晋师灭夏阳，僖公十九年记“梁伯湎于酒，淫于色，心昏，耳目塞”，最后导致梁亡，等等。
《谷梁传》对于史学发展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在历史思想方面产生的影响。《谷梁传》主张“著以传著，疑以传疑”，指出历史家应遵从忠实记载史实的原则，并能够将这一原则贯彻到自己的著作之中。如谴责宋襄公拘守成说，“失民”，“以其不教民战，则是弃其师也”等等，体现了上述忠实于历史的原则。 -
练兵实纪
《练兵实纪》 是戚继光在蓟镇练兵时撰写。此书正集9卷，附杂集6卷。它和《纪效新书》称为戚氏兵书姐妹篇。 九卷九篇共二百六十四条，具体篇目是：练伍法第一、练胆气第二、练耳目第三、练手足第四、练营阵第五（场操）、练后附杂集六卷六篇：储练通论（上下篇）、将官到任宝鉴、登坛口授（李超、胡守仁辑）、军器解、车步骑营阵解。书前还冠有“凡例”即“分给教习次第”共十五条，记述了将、卒各自应学习的内容、标准，教材发放办法，督促学习的措施等。营阵第六（行营）、练营阵第七（野营）、练营阵第八（战约）、练将第九。
《练兵实纪》 是戚继光在蓟镇练兵时撰写。此书正集9卷，附杂集6卷。它和《纪效新书》称为戚氏兵书姐妹篇。九卷九篇共二百六十四条，具体篇目是：练伍法第一、练胆气第二、练耳目第三、练手足第四、练营阵第五（场操）、练营阵第六（行营）、练营阵第七（野营）、练营阵第八（战约）、练将第九。后附杂集六卷六篇：储练通论（上下篇）、将官到任宝鉴、登坛口授（李超、胡守仁辑）、军器解、车步骑营阵解。书前还冠有“凡例”即“分给教习次第”共十五条，记述了将、卒各自应学习的内容、标准，教材发放办法，督促学习的措施等。
《练兵实纪》内容广泛，涉及兵员选拔、部伍编制、旗帜金鼓、武器装备、将帅修养、军礼军法、车步骑兵的编成保结及其同训练等建军、训练和作战的各个方面。正文一至四卷侧重单兵训练；五至八卷和“杂集”的《军器解》、《车步骑营阵解》讲营阵训练；正文第九卷和“杂集”中的《储练通论（上下篇）》、《将官到任宝鉴》和《登坛口授》等篇记述了将帅的选拔培养、应具备的条件等。
《练兵实纪》写于《纪效新书》之后，起笔于1568年，成橛?571年。它既注意吸收南方练兵的经验，又结合北方练兵的实际，其练兵思想在《纪效新书》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
《练兵实纪》，清代常州麟玉山房刊本刻成《练兵纪实》。《明史·戚继光传》记作《练兵事实》，显系笔误。中华书局点校本据《明史·艺文志》、《千顷堂书目》、《四库全书总目》校为《练兵纪实》欠妥，因上述书目作《练兵实纪》，应校为《练兵实纪》为是。
《练兵实纪》是戚继光练兵中编写的各种教材和条规的汇编。《练兵实纪公移》说：“譬如遴选营阵行伍号令旌旗之色，金鼓之音，车营、车步骑合营、野营、行营、野战、战胜、教养、晓喻之类，一切未备者，本府逐渐拟定。教练已经二 -
盐铁论
《盐铁论》是中国西汉桓宽根据汉昭帝时所召开的盐铁会议记录“推衍”整理而成的一部著作。书中记述了当时对汉武帝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的一场大辩论。该书共分六十篇，标有题目，内容是前后相连的。桓宽的思想和贤良文学人士相同，所以书中不免有对桑弘羊的批评之词。书中语言很精练，对各方的记述也很生动，为现代人再现了当时的情况。公元1487年（明朝成化二十三年）的涂祯刊本是较好的版本，现代的参考版本有郭沫若的《盐铁论读本》和王利器的《盐铁论校注》。
《盐铁论》是西汉时期的一本政论性散文集。由西汉桓宽所著。
西汉后期政论文集。原为汉昭帝时盐铁会议的文献，后经桓宽整理而成此书。
桓宽，字次公。汝南（今河南上蔡）人。生卒年不详。宣帝时举为郎，后任庐江太守丞。
在西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期间召开“盐铁会议”，以贤良文学为一方，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另一方，就盐铁专营、酒类专卖和平准均输等问题展开辩论。
桓宽根据当时的会议记录，并加上与会儒生朱子伯的介绍，将其整理改编，撰成《盐铁论》。第一篇至第四十一篇，记述了会议正式辩论的经过及双方的主要观点。第四十二篇至第五十九篇写会后双方对匈奴的外交策略、法制等问题的争论要点。最后一篇是后序。
《盐铁论》是研究西汉经济史、政治史的重要史料。由于《史记》对桑弘羊的记述不够完备，《汉书》又未立专传。《盐铁论》因有桑弘羊的对话，可补此不足。《盐铁论》的议论从实际出发,针砭时弊,颇中要害；语言简洁流畅，浑朴质实。另外《盐铁论》采用对话体的写法，并且各篇之间互相联系，在古代散文作品中是很少见的。
但美中不足的是《盐铁论》作者桓宽偏向儒家思想，并不能保持客观立场。桓宽於此次会议记录中对诸“贤良文学”有明显偏颇的立场，书中多次描述官府官员们的窘态，或默然不对、或勃然作色、或怃然内惭……。多有贬抑之辞。
郭沫若称它是一部“对话体的历史小说”。《盐铁论》自宋以来历代皆有刊本，较通行的有清张敦仁考证本。另外郭沫若著有《盐铁论读本》，王利器著有《盐铁论校注》二书。 -
周礼注疏
《周礼注疏》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是儒家经典，西周时期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周公旦所著，今从其思想内容分析，则说明儒家思想发展到战国后期，融合道、法、阴阳等家思想，春秋孔子时对其发生了极大变化。《周礼》所涉及之内容极为丰富。大至天下九州，天文历象；小至沟洫道路，草木虫鱼。凡邦国建制，政法文教，礼乐兵刑，赋税度支，膳食衣饰，寝庙车马，农商医卜，工艺制作，各种名物、典章、制度，无所不包。堪称为上古文化史之宝库。
《周礼注疏》是由东汉经学大师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原名《周官》，据说讲述的是周代的官制，分设天地春夏秋冬六官，每官下又设若干下属，掌管国家的治教礼政刑事六典。但一般认为此书是汉代学者将周代制度理想化而撰成。《周礼》问世后，注家蜂起，门派林立，莫衷一是。东汉郑玄会通各家之说，作《周礼注》，一举取代了各家之说。唐代贾公彦又为《周礼》及郑《注》作《周礼疏》 ，成为《周礼》的又一功臣。后代读《周礼》者离不开这两家。但因流传年代久远，版本繁多，讹误日增，又无标点，今人读之，困难重重。
中国古代的礼乐文明，礼乐文化，不能不提到《周礼》、《仪礼》和《礼记》，即通常所说的"三礼"。《三礼》是古代礼乐文化的理论形态，对礼法、礼义作了最权威的记载和解释，对历代礼制的影响最为深远。 -
仪礼注疏
《仪礼注疏》，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仪礼》是儒家经典之一，也是先秦时代有关社会习俗和礼制的资料总汇，对研究儒家思想和古代社会生活极具价值。历代为之作注解者很多。唐代编《五经正义》，将郑玄注和贾公彦疏作为钦定的《仪礼》注释，编成《仪礼注疏》，成为后世最权威的《仪礼》读本，与其他唐代钦定儒家经典注疏统称为《十三经注疏》。唐以后多次重刻，但质量良莠不齐，版本多有异同，错讹亦难以避免。有鉴于此，王辉先生潜心数载，将此书重新校勘整理，比较异同，择善而从，并吸收了历代学者研究《仪礼》的成果。各卷后附有校勘记。本书将成为《仪礼》最好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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氾胜之书
《氾胜之书》是西汉晚期的一部重要农学著作，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农学专著。书中记载黄河中游地区耕作原则、作物栽培技术和种子选育等农业生产知识，反映了当时汉族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
汉族劳动人民积累了数千年的耕作经验，留下了丰富的汉文农学著作。先秦诸书中多含有农学篇章，氾胜之书总结了当时黄河流域汉族劳动人民的农业生产经验，记述了耕作原则和作物栽培技术，对促进中国农业生产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由此而闻名于世。
氾胜之所编著的《氾胜之书》，总结了中国古代黄河流域汉族劳动人民的农业生产经验，记述了耕作原则和作物栽培技术，对促进中国农业生产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由此而闻名于世，大约生活在公元前1世纪的西汉末期。汜水（今山东曹县北）人，著名古代农学家。
《汉书 艺文志》著录作“《氾胜之》十八篇”，《氾胜之书》是后世的通称。作者氾胜之，汉成帝时人，曾为议郎，在今陕西关中平原地区教民耕种，获得丰收。该书是他对西汉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经验和操作技术的总结，主要内容包括耕作的基本原则、播种日期的选择、种子处理、个别作物的栽培、收获、留种和贮藏技术﹑区种法等。就现存文字来看﹐以对个别作物的栽培技术的记载较为详细。这些作物有禾﹑黍﹑麦﹑稻﹑稗﹑大豆﹑小豆﹑枲﹑麻﹑瓜﹑瓠﹑芋﹑桑等十三种。区种法（即区田法）在该书中占有重要地位。此外，书中提到的溲种法﹑耕田法﹑种麦法﹑种瓜法﹑种瓠法﹑穗选法﹑调节稻田水温法﹑桑苗截乾法等，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科学的精神。
氾书早佚，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多所徵引。清人辑佚本以洪颐所辑为优。今人石声汉撰有《氾胜之书今释》﹑万国鼎撰有《氾胜之书辑释》。 -
楚辞
《楚辞》又称“楚词”，是战国时代的伟大诗人屈原创造的一种诗体。《楚辞》是中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和骚体类文章的总集。 “楚辞”的名称，西汉初期已有之，至刘向乃编辑成集。东汉王逸作章句。原收战国楚人屈原、宋玉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辞赋共十六篇。后王逸增入己作《九思》，成十七篇。全书以屈原作品为主，其余各篇也是承袭屈赋的形式。以其运用楚地（注：即今湖南、湖北、安徽西部一带）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和风土物产等，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故名《楚辞》。
《楚辞》经历了屈原的作品始创、屈后仿作、汉初搜集、至刘向辑录等历程。成书时间应在公元前26年至公元前6年间。刘向《楚辞》原书早亡，后人只能间接通过被认为保留最完整的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原书亦佚）、宋洪兴祖《楚辞补注》（《楚辞章句》的补充）追溯、揣测原貌。
作为继《诗经》以后，对中国文学最具有深远影响的一部诗歌总集，《楚辞》对整个中国文化系统有不同寻常的意义，特别是文学方面，它开创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诗篇，令后世因称此种文体为“楚辞体”、骚体。 而四大体裁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皆不同程度存在其身影。
对《楚辞》（楚辞）及其研究史作研究的学科，今称为“楚辞学”。其上迄汉代，宋代大兴，近现代更成为中国古典文化殿堂之显学。而《楚辞》早在盛唐时便流入日本等“儒家-中华文化圈”，16世纪之后，更流入欧洲；至19世纪，引起欧美各国广泛关注，各种语言的译文、研究著作大量出现。在国际汉学界，楚辞一直是研究热点之一。 -
尔雅
《尔雅》是我国第一部词典，“尔”是“近”的意思（后来写作“迩”），“雅”是“正”的意思，在这里专指“雅言”，即在语音、词汇和语法等方面都合乎规范的标准语。《尔雅》的意思是接近、符合雅言，即以雅正之言解释古语词、方言词，使之近于规范。
《尔雅》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词典，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的词典。《尔雅》也是儒家的经典之一，列入十三经之中。其中，“尔”或作“迩”是“接近”、“走近”的意思；“雅”字从牙从隹，“牙”指前排上下齿，用于咬文嚼字；“隹”原指尖嘴鸟，在此表示“锥形”；“牙”与“隹”联合起来表示“锥形牙”，即“犬齿”。古人视犬齿为“基准牙”，故“雅”有“基准”、“标准”的意思，通“正”。“雅言”就是古代的官方语言，就是标准语、规范语。“尔雅”就是“使人们的语言接近标准”之意。《尔雅》是后代考证古代词语的一部著作。
《尔雅》被认为是中国训诂的开山之作，在训诂学、音韵学、词源学、方言学、古文字学方面都有着重要影响，其中的今话是汉代的话。
《尔雅》是我国第一部按义类编排的综合性辞书，是疏通包括五经在内的上古文献中词语古文的重要工具书。
由于《尔雅》在文字训诂学方面的巨大贡献，自它以后的训诂学、音韵学、词源学、文字学、方言学乃至医药本草著作，都基本遵循了它的体例。后世还出了许多仿照《尔雅》写的著作，被称为“群雅”，由研究《尔雅》也产生了“雅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