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龙应台：刚柔并济的华文世界“龙卷风” |
| 作者：瑞 德 文章来源：网络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9/5/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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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20年前，龙应台擎着一把“野火”闯入了人们的视野。人们看到的是一个毫不留情的言者，一个冷峻的批判者，一个咄咄逼人的斗士。她的书在华文世界掀起了一股“龙卷风”。然而，作为一个女人，在她的身上同时也有温柔的一面，有作为母亲的温和乃至脆弱。
台南渔村小姑娘，烧起华人文坛熊熊“野火”
1952年龙应台出生在台湾高雄县大寮乡。那片渔村可以望见大海。她在那里读完了小学。龙应台的童年时代正是台湾经济萧条的年代，她的家和无数外省移民家庭一样品尝了贫穷的滋味。在她的记忆里，母亲经常从工厂里拿回来尼龙线编织渔网，不眠不休10来天工夫，手指磨破出血，才能领回80元钱。而她的父亲为了给她筹措学费而到邻居家四处借钱。
她从湖南衡山走出来的父亲，是职业军人，刚到台湾的那些年里经常搬家，而在不断的搬迁中，逐渐养成龙应台站在心灵边缘冷静观看世界的个性。念台南女中时，龙应台就开始显露出与众不同的思想特质。她对学校的功课不怎么在意，老是在前10名左右徘徊，却花很多空余时间去看罗素、尼采的哲学书；一知半解，似懂非懂，不过非常用心。
1969年，17岁的龙应台进入台南成功大学外文系就读；毕业后找的第一份工作是到新竹交通大学担任助教。交通大学的校训是“知新致远，崇实笃行”，这与成功大学“穷理致知”的校训一起对年轻的龙应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她坚定了从事文学研究的信念。
1975年9月，龙应台留学美国，攻读英美文学，她在堪萨斯州立大学英文系获得博士学位之后，留在纽约市立大学及梅西大学英文系担任教职。龙应台后来回忆说，在美国念书时爱默生对她的影响至为深刻，她至今还记得半夜读书，读到他的一句话“你的句子应该像从地里挖出来的蒲公英，根很长，粘着泥土，还是湿的”，正因为这句话，我们今天所读到的龙应台的文字都触手可及，毫不艰深晦涩。
出国10年之后，1983年8月龙应台偕同德籍丈夫，一起回到台湾，任教于中央大学英文系。经过一年的观察，因忧心文学界“温柔敦厚”的评论风气将无助于文学发展，并希望在专业上尽一份心力，她开始发表一系列尖锐的小说评论。余光中评价这些小说评论是“龙卷风”。
时间拨回到1984年11月的一天晚上，因为实在不能忍受荧光屏上一位女“立法委员”自私自满的谈话，龙应台一口气写下《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投给《中国时报》，自此一发而不可收。
1985年，由这些杂文结集出版的《野火集》在当时风靡整个台湾，被誉为“时代的刻痕”，在很短的时间内重印多次。龙应台的名字家喻户晓，“野火”一词也成为80年代台湾人共同记忆中的一个印记。她的文章就如一把燎原的野火，点燃台湾社会存在已久的陈，也为台湾社会提供了一个反思的空间。
《野火集》到底是一本怎样的书？有人鼓掌叫好，有人破口大骂。当时有人批评龙应台是在丑化中国，丑化中国人，丑化台湾的社会，更有甚者说她满纸酸溜溜、脏兮兮、恶狠狠、火辣辣。热烈的掌声与凶猛的骂声，这一深具涵义的社会现象，更加凸现了龙应台杂文强烈的现实意义。龙应台以她那锐利的辞锋、灵转的文字、缜密的思虑，悍然无畏地揭开社会中的种种病象，让血淋淋的事实逼迫我们去自剖，去反省。她坦率承认《野火集》“很苦很猛”，这只是一个社会批评，“一个不戴面具不裹糖衣的社会批评”，“因为我不喜欢糖衣，更不耐烦戴着面具看事情，谈问题”，她希望自己的批评“是不受传统跟规范的拘束，超越出来的”，“‘野’取其不受拘束，‘火’取其热烈”。这也正是龙应台杂文风靡台湾的根本缘由。
《野火集》在出版一个月内就销售5万多本，到现在已重印高达100多版，在台湾每100人中就拥有一册。《野火集》还在当年被评选为“年度最具影响的书”。杂志评她为“1985年文化界风云人物”。
旅欧19载，
铸就知识分子独立人文精神
“有一只乌鸦，为了混进雪白的鸽群，将自己的羽毛涂白，但白里透黑，被鸽子赶了出去；回到鸦巢，因为黑里透白，又被乌鸦驱逐。” 在1985年8月转任淡江大学美国研究所一年以后，次年8月，龙应台远赴欧洲，和丈夫以及刚刚出生的儿子旅居瑞士苏黎世。正当面临人生和事业的一个高峰的时候，龙应台选择了飘然远去。她描述旅欧心路的情怀中，几多无奈，几多感慨。
13年离开华文世界的离群索居，让她告别了《野火集》的写作方式，同时也铸就出一个具有独立人文精神的龙应台。
在龙应台写作《野火集》的时候，她那位外籍的先生曾调侃她：“你的职业不是教授、作家，而是中国。”对本土问题狂热的关切，到了她写作《人在欧洲》时，转换成了对于民族主义与世界公民关系的探寻和反思。某些过去的偏失和缺欠，也获得了匡正和弥补。当然，她并没有、也不可能放弃对台湾的关切，但立足点更高了，视野更宽了；龙应台自己回忆说，“从《野火集》到《人在欧洲》，我好像翻过了一座山，站在另一个山头上，远看来时路，台湾隐隐在路的起点。”
1988年底，龙应台作为第一个台湾女记者，应前苏联政府邀请，赴莫斯科访问了10天。此次访问进一步拓宽了她内心中关于历史和文化命运的思考。这一点在其《百年思索》中有较完整的呈现。在这里除了延续她一贯敏锐的观察之外，也蕴含了历史的沧桑与无奈。龙应台的文章也从犀利的批判转为同情的了解。
同时，在这个价值重估的时代，龙应台不但深入思索历史问题，也学习阅读中国古典文献，关怀的视角从台湾到西方，并及于中国大陆，造就了一个知识分子独立的批判精神。
旅居海外的19年里，尤其是1996年以后，龙应台不断在欧洲报刊上发表作品，向欧洲读者呈现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见解，颇受世人注目。
1999年，台北市长马英九邀请龙应台出任刚刚成立的台北市文化局长，龙应台并未当即应允，而是对马英九冷冷地说，你先看看我的书。“我认真地看了她所有的作品，几经交流她才答应。”马英九后来谈起这件事，笑着说。不过，与她2003年2月9日辞去“文化局长”职务时的愉快心情比起来，或许这一场并不算十分享受的官场际遇并没有给龙应台留下太多美好的回忆。
款款母子情，
我的安德烈和飞飞
龙应台似乎一直都生存于两极当中，而且这两极在她身上如此融洽，她的“大男人”与“小女子”，她的忧国忧民与注重家庭，她怒发冲冠的《野火集》与育儿日记般琐碎的《孩子，你慢慢来》，她于《野火集》在台湾掀起大风大浪时却悄然离台到欧洲育儿，营造自己的安乐窝。
龙应台说，“我在写《野火集》时，也在写另一本书《孩子，你慢慢来》，这两本书，一本像刀剑，一本像温柔的羽毛，可是它们的核心东西是，对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深切的爱，还是一样的东西。”
读者了解龙应台的温柔母爱，大都是从她《孩子，你慢慢来》这本书里体验到的。也是这本书，让读者认识了她的两个儿子安德烈和飞力普，阅读到“安安”、“飞飞”的成长历程。
安德烈14岁那年，龙应台离开德国回到台湾；而当她结束台北市政府的工作，母子俩重逢时，安德烈已是一个18岁的青年：身高184公分，有了自己的驾照，可以出入酒吧，还是高校的一名学生。此时，在龙应台的眼里，安德烈“透着一种独立的距离……有一点‘冷’地看着你”。他变成一个让龙应台“不认识的人”了，两代之间仿佛无话可谈。“我极不适应。我可爱的安安，哪里去了？”龙应台惊慌、焦虑地发出了感叹。
2003年，就连幼子飞力普也认为她应该继续为社会效力，但龙应台还是毅然决定离开政府部门，来到香港大学当一名客座教授。离开台湾，龙应台说是为了重拾属于自己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她要重新认识两个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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