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母亲 |
| 作者：王 陆 文章来源：网络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9/5/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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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母亲是跳楼死的。
我们姐弟7个都有撕心的悲痛。母亲那段时间有过两次寻死的做法，第一次是在我二哥家，半夜里她用布腰带把自己脖子勒在门的把手上；第二次是在我大姐家，她白天一个人拄着棍往海里走。那两次都让我们及时发现了。为此我们都数落过她，哄劝过她，她只是一声不吭。这一次她终于做到了。
开颅手术做了5个小时。她醒来后，挨个看了我们，嘴唇紧抿着。三姐紧紧抱着母亲，泪流满面，她告诉母亲，如果我们做儿女的有哪个地方做得不好，你就说出来让我们改。她的话让我们都落了泪，母亲对此却面无表情。母亲多年患病，有时神志不清醒，这是事实。可是，我知道，母亲选择死亡的时候，一定是很清醒的，一定是有决心的。母亲的心性一直很硬，很彻底。
母亲这样的心性是生活给的。母亲是讨饭出身，是小脚。她16岁嫁给父亲，婚后6年不生育，在王家长辈和妯娌中受了很多气。当时父亲出外在朝鲜咸兴做伙计。母亲不肯受气，就只身一人走到威海，扒上一条货船去了朝鲜。这在当时保守的山东妇女中是没有的，说出来那是要被戳脊梁骨的。母亲去后两年就帮助父亲干起一家饭店，叫中华楼，在那里生下了我大姐、大哥和二姐。但那样的日子很短。那时朝鲜是日本人的天下，他们很恶毒。父亲买了一些米面，宪兵队就说父亲违禁，把店给砸了，还把父亲抓了起来。母亲几乎变卖了全部家当，才把父亲赎出来。而隔壁的朝鲜人老朴一家却是另一个样子。男人一抓走，他家女人就觉得是天塌下来了。那天，女人上门跟我母亲借两碗白米，回去做上米饭掺上毒药给自己和两个孩子吃了。3具尸体穿着整整齐齐。这个往事父亲讲了很多遍。父亲都是感慨，说老朴家的是一个好女人啊，死得干净，死得有志气。而母亲总是很硬声地说，家雀死还要叫唤叫唤呢，一个大活人屁都不出一声就走了，那叫什么章程，男人撂在大牢里不管了，孩子活生生也不要了，这样到阴曹地府里就能落下清静吗。那时我小，还不太理解活和死的道理，但母亲那种不怕煎身熬骨的神情却是我最早的一课。而母亲身在晚年却一再寻死，而且坚定地去死，是为什么呢?
贰
我是父母的第八个孩子，生我的时候，母亲是46岁，父亲49岁。我记事时，母亲就已经是一个老太太的样子了，上班下班，总是很累，心脏和腰腿都有病。母亲说生下我后，原是要打算送人的，主儿都找好了，最后的澡也洗了，奶也喂足了，但临了看我睡着了咬着奶头还不松嘴，母亲就心软了。
母亲工作，父亲不赞赏。他说街坊女人都是守在家里的，哪有一个小脚女人扭来扭去上下班的，多现鼻子现眼啊。但母亲不听，她是把工作当成自己的根的。我记得那是我5岁多，有肺病，三姐从部队回来探亲，劝母亲回家照顾我，三姐说，你还怕你将来老了我们这8个儿女养活不了你吗。当时母亲说，一个娘能养10个儿，10个儿不能养一个娘啊，我连你爹都不想指望，还想指望你们吗？
母亲从小就被她父亲抛弃，沿村讨过饭，经过兵荒马乱，是不是因为这些，让她对人世人情始终有那么一种警觉?因为警觉，她便加倍地自尊、加倍地工作?她一生没跟儿女要过一分钱，连身后的骨灰盒和墓碑都是用她自己的钱买的。
我想：母亲独立，有气量，是一个有明确生活方向的人，可最终怎么能那样结束自己?是因为我们做子女的未尽孝心，让母亲寒心、绝望了?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叁
从感情上来说，我们对母亲不如对父亲那么亲近。这是实话。我咳血，四姐和二哥下乡，三姐难产，大哥有儿子，或悲或喜，父亲都流过泪。这些事，我却没见过母亲流泪。她对我们严厉的时候多，强迫的时候多，但是，走过大半生后回头看，从做人处事来说，母亲给我们的影响更大一些。
记得那次大浪把我打在礁石上，胸脯和腿都是一道道的口子，血殷得海水都止不住。回家父亲给我搽碘酒，疼得我又是鼻涕又是泪。父亲是哄着我，而母亲却是喝住了我，说了声“都是虫叮蚊咬的事，洒什么猫尿啊”。现在品味，母亲这种摔打很重要，这使我秉性中许多可能发生的问题没有发生，长成了力量，也长成了坚忍。我的哥姐也是，都很有志气，都很刚强，其实这里都有母亲的推动，她有个口头语，“浪大淹不死烂虾米”。
在我的意识里，母亲和父亲不一样，性情、习气都不一样。父亲遇事是绕着走，母亲遇事是迎着走；父亲喜欢乡俗旧礼，信命，信鬼神，对人对事都很柔肠；而母亲对旧礼节从没有什么好感，不烧香，不磕头，处人处事很刚性。她总说，求神求鬼求庙堂，不如求一个讨饭筐。
我们姐弟曾经天南地北，后来陆续回大连，应该说，还都算是孝顺的。父亲去世后，我们对母亲更加齐心协力，但我们对母亲的自尊意识和独立心性却很少考虑。让儿女接走，让儿女限制，让儿女勉强，她就感到自己没有意义了,就羞耻,就绝望。母亲是死在我们手里的!我们有罪过!
肆
现在，每年大年三十夜里我都学着父亲当年的规矩，在客厅一角摆上父母的牌位，点上香，烧点纸，念叨念叨，希望此时能依偎到父母的心，但回回我只能感到父亲的音容笑貌，却从未感到来自母亲的气息。这就是母亲的彻底吧。她大概是做完了工作，做完了母亲，做完了自己，就决计这样消失，而且是要彻底地消失，连大年三十也不肯回儿子家落落脚。
我心里常常问母亲：为什么要这样呢?小儿子的家不也是你的家吗?这样的夜晚，家家都在团聚，你为什么非执意回到你自己那所老房子里，一个人残针自补，冷饭自炊?
回到那所老房子，是母亲死前最强烈的向往。她走得最坚决的一次是一个冬天夜里她悄悄把大姐家的外门打开，拄着棍走出去了，她顶着风沿海边往西走，最后在一大片工地上迷路了。我们姐弟接近天亮才在这片工地找到她，我们一起诳骗她，说老房子就在这里，已经扒了，这里马上要盖大高楼了。这个诳语是不是最终让母亲意识到她自己被彻底剥夺了?这个诳语是不是最终让母亲决定了自杀?年龄越大，我越确定这一点。我心似刀割，想赎罪却寻不着母亲的踪影。母亲是一个在阴间也不回头的人。
那以后，她不再提出回家的要求，只是往窗外看，嘴里一遍遍地叨念着：“我这不连个放棍儿的地儿都没有了吗?”我们却把她看得更紧。我们以为我们是在尽孝心，却不知道我们就像无情的砖和水泥把母亲的心性和意志严严实实地给砌死了。我们受母亲哺育，原本是应该知道母亲心思的呀!
母亲死后，我们把老房子的东西有用的都分了，没用的都扔了。老房子也卖掉了，我们拿走了父母最后的庇荫。我们所能给母亲的，就是后院里母亲呵护多年的一大丛蔷薇，我们掐下蔷薇的根枝，种到父母的坟头上。
蔷薇年年蔓延，我也在蔓延，从阵阵心酸到慢慢理解，理解人生人死，理解母亲根本，所以，清明一回，大年三十一回，都要靠墓碑坐一坐，想一想。母亲自杀时可能是痛苦的，但母亲肯定认为无所能力的活比死更痛苦，这是母亲在墓穴里最终告诉我的。
母亲叫于秀英，1914年冬天出生于山东文登县麦疃后村一间草房里，有门框，没门扇；1987年春天去世于大连友谊医院急救室里，四周是儿女孙儿成群。
（徐建委摘自《散文》2007年第7期，洪钟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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