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绞索套在了我的脖子上 |
作者:[巴基斯坦]贝·布托 文章来源:网络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9/5/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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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4月4日凌晨,在拉瓦尔品第中央监狱,他们杀害了我父亲。我和母亲被囚禁在西哈拉废弃的警察训练营里,离拉瓦尔品第有好几英里远,但在父亲遇害的那一刻,我心有感应。那晚母亲给我吃了几粒安定片,好让我挨过痛苦长夜,可是在凌晨两点,我突然一下子从床上坐了起来。“不—”我大声尖叫起来,“不!”我感觉无法呼吸,我也不想再呼吸了。爸爸!爸爸!当时天气很热,我却全身发冷。好冷啊,我不由自主地浑身颤抖。我和母亲已经没有话来互相安慰。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们在空荡荡的警察营里抱成一团,准备天一亮就送父亲的遗体到老家祖先的墓地下葬。
“我在守丧,不能见外人,你告诉他。”看守进来时,母亲神情恍惚地说。她现在成了寡妇,要和生人隔绝4个月零10天。
x 我走到外屋,水泥地破裂不堪,霉臭味刺鼻,这算是我们的起居室。
“我们已经准备好和总理一起走。”我对看守说,他站在我面前,神情紧张。
“他们已经把他送走埋了。”他说。我如同挨了当头一棒。“没有家人在?”我痛苦地问道,“就是军管当局的刽子手也应该知道,陪伴死者,悼念祷文,见死者最后一面,是我们家属的宗教权利。我们向监狱长要求过……”
“他们已经把他送走了。”看守打断了我。
“送到什么地方去了?”
看守不吭声。
“他走得很平静。”他到最后才说,“我把遗物带来了。”
他把父亲在死牢里那几件可怜的遗物一样样拿了出来:一套沙勒瓦尔(肥裤子)和卡米兹(长袍衫)—父亲直到死前一直穿着它们,父亲是政治犯,拒绝穿囚服;一个餐盒—父亲最后10天绝食后就没再用过;一套铺盖—床上的断铁丝划伤父亲背部后才给他使用的,还有一个喝水的杯子……
“还有他的戒指呢?”
我强忍悲痛问看守。“他有戒指吗?”他假装在包里和口袋里摸索了半天,最后拿出父亲的戒指交给了我。最后的日子里,这枚戒指经常从父亲枯槁的手指上滑落下来。
“很平静,非常平静。”他不停地念叨着。
绞刑怎么会平静呢?……
一天前,我见了父亲最后一面,见面时的痛苦让人无法忍受。没有人告诉他第二天清晨他就要被处死,也没有人通知那些一直为父亲求情的外国领导人们。齐亚当局的懦夫们,谁也没敢把杀害父亲的日期对外公布,因为他们害怕人民奋起反抗。只有我和母亲知道,而这也是出于猜测和预感。
4月2日凌晨,我正躺在军用小床上,母亲忽然来到房里。“萍姬,”母亲呼唤我的小名,语气让我浑身发毛,“外面的军官说,今天我们俩应该一起去看你爸爸,这是什么意思?”我立即明白了这是什么意思,母亲也明白,但我们俩谁也不愿承认。他们允许一星期探视一次,今天该母亲去,而我应该要到周末。今天要我们母女俩都去,这只能意味着是最后一次了。齐亚就要对父亲下毒手了。
我的大脑在翻腾:必须立即把消息传出去,向国际社会和巴基斯坦人民发出最后一次求援,时间不多了!“告诉他们我身体不舒服,”我急匆匆地对母亲说,“就说如果这是最后一次见面,我一定要去;如果不是,那么我们明天去。”趁着母亲去和卫兵讲话,我赶紧展开已经被我揉成团的纸条,又加了一句话:“我想他们今天是叫我们去见爸爸最后一面。”我草草写完字条,准备递给外面的一个朋友,希望她能赶快告诉党的领导人,让他们通知外交使团,并把人民动员起来,人民是我们的最后希望。
“把这个立即交给娅斯敏,”我对忠实的家仆易卜拉欣讲,深知这是非常冒险的举动。没时间等哨兵开小差再行动了,易卜拉欣可能被搜查、被跟踪,但我顾不上这些了,现在已经到了生死关头。“快!易卜拉欣,快去!”我催促着他,“跟卫兵说,你去为我拿药!”他立即跑了出去。
反抗!我们一定要反抗!可怎样反抗呢?我感到如此无助,被关在牢笼之中,眼睁睁地看着死亡一步一步向父亲逼近。消息能送出去吗?人民会不顾政变以来的枪弹和刺刀奋起反抗吗?谁只要提起父亲的名字就会遭到催泪弹和皮鞭的招呼。人民会不会响应我最后的呼唤?他们到底能不能听到我的呼唤?
晚上8点15分,我和母亲打开收音机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亚洲报道。我坐在那儿屏息聆听,满怀期待,浑身上下的每块肌肉都僵硬了。突然广播报道,说我从监狱里送出了一条消息,说明天,也就是4月3日,我将同父亲见最后一面。消息终于传出去了!我等待着英国广播公司继续报道我呼吁人民奋起抗议的内容。但是没有,它却接着说这则消息还没有经监狱长证实,并引述父亲以前的一位部长的话说:“贝娜齐尔已经吓坏了。”我和母亲都不敢看对方,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
一辆吉普车载着我和母亲飞驰出西哈拉监狱,监狱大门急速地打开又关上。群众因恐惧而呆呆地站在保安部队后面,不知道他们的总理就要永远离他们而去了。我们被带进拉瓦尔品第监狱,经过又一次搜身,才被带到父亲面前。“你们怎么都来了?”父亲问道,身后的牢房如同地狱一般。母亲没有作声。“这是最后一次了吗?”他问道。母亲已经说不出话来了。“我想是的。”我说。父亲叫过站在旁边的监狱长,他从来都要监视我们的会面。“这是最后一次见面吗?”父亲问他。“是的。”他答道,似乎为身为当局计划的执行人而感到羞愧。“日期定了吗?”“明天早晨。”监狱长说。“什么时候?”“根据监狱规定,早晨5点钟。”“你是什么时候接到命令的?”“昨天晚上。”监狱长吞吐地说。父亲看着他,“我能有多长时间和家人在一起?”“半个小时。这是上级的命令。”“你安排一下,我要洗个澡,刮一刮胡子。”父亲对他说,“世界是美好的,我要干干净净地离开。”
半个小时,只有半个小时!我就要和一生中最亲爱的人诀别了!我心如刀绞,但我不能哭,我不能在父亲面前垮下来,不能再增加他的痛苦。
牢房里灯光昏暗,我看不清父亲。隔着牢门和父亲小声地说话。“把我的爱转达给其他几个孩子。”父亲对母亲说,“告诉米尔、萨妮和沙,我一直在努力做个好爸爸,真想能和他们说声再见。”母亲点点头,但说不出话来。“你们俩也受了很多苦。”父亲说,“既然他们今晚要杀了我,我想你们也就自由了。现在宪法不行、军管当道,如果你们愿意,就离开巴基斯坦。如果你们想平静一下身心,可以去欧洲。我同意你们去,你们可以去。”我们的心都碎了。“不,我们不!”母亲说,“我们不能走,我们也绝不会走!如果我们一走,就没人来领导人民党了,这是你一手创建的政党。”“萍姬,你呢?”父亲问。“我也绝不走!”我说。父亲笑了。“我真高兴,你知道一直以来我是多么爱你啊!你是我的掌上明珠,一直都是。”
“时间到了,”监狱长说,“时间到了。”我死死地抓住铁栅。“请把门打开,我要和父亲说声再见。”监狱长拒绝了。“求求你了,”我说,“我父亲是民选的巴基斯坦总理,我是他的女儿,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我要拥抱一下爸爸!”监狱长仍然不允。我把手从铁栅栏中间伸过去想够到父亲,父亲形容枯槁,已经被疟疾、痢疾和饥饿折磨得不成人样。但是他尽力伸直腰,够着我的手。“今晚我就要自由了。”他说着,一丝红光掠过脸庞,“我就要和我的父母团聚了,我就要回到拉卡纳祖先的土地上去,变成它的泥土,它的芬芳,它的空气。那里将会有关于我的歌谣,我将成为家乡的传奇。”父亲微笑着,“不过拉卡纳就是天气太热了。”“我给您搭个凉棚。”我呜咽说。看守们走了进来。“再见了,爸爸。”我悲痛欲绝,母亲也把手伸进铁栅栏触摸着父亲。我们缓缓地走出满是尘土的牢院。我想回头再看一眼,可是我不能,我知道自己会失控的。
“再见了。”我听到父亲的声音。我的两条腿在移动,但是浑然不觉,我已经变成了石头,可仍在挪动。
5点钟过去了,又到了6点钟。我每呼吸一次,就想到父亲的呼吸已经所剩无几了。“真主!快让奇迹出现吧!”我和母亲一起祈祷。“快让奇迹出现吧!”我那只偷偷带进牢房的猫儿“纯纯”似乎也感到了凝重,她离弃了小猫崽们,再也找不到了。然而我们仍然不放弃希望。齐亚曾放出风来说,只要父亲或者家里直系亲属请求饶恕,他就会予以考虑。而父亲坚决不允。
死亡的来临进入倒计时,这样的时刻该怎么度过?我和母亲就这样坐着。我们不时地哭泣,哭到没力气坐起的时候,就倒在床上。
他们要杀害父亲!我老是这样不停地想,他们要杀害父亲!父亲呆在牢房里,只身一人,他感到孤独吗?我的嗓子眼发紧,直到想把它撕开。但我不能让那些常在窗外说笑的卫兵听到我的叫喊。“我受不了了,妈妈,我受不了了。”凌晨1点半,我终于支撑不住了。母亲给我吃了几片安定药,对我说:“睡吧。”
没过半小时,我猛然从床上翻坐了起来,感到父亲的绞索套在了我的脖子上……
(冯欢摘自《贝·布托自传》,
译林出版社)
链接:贝·布托1953年6月21日生于巴基斯坦信德省,是巴已故前总理阿里·布托的长女。她16岁赴美国哈佛大学学习,获文学学士学位,随后又前往英国牛津大学深造,攻读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和哲学。1976年学成回国,进入巴外交部政策研究室工作。在政治上,她深受其父的影响。1977年阿里·布托政府被推翻后,她离开外交部,并加入巴人民党。在父亲阿里·布托被捕和判处死刑后,她先后8次被软禁和入狱,并度过了长达8年的海外流亡生活。2007年10月18日,她从国外返回巴基斯坦,同年12月27日在竞选集会上遇袭身亡。贝·布托爱好文学,著有自传《东方女儿》一书。1996年10月9日,曾被世界卫生组织授予该组织的最高奖—人人健康金质奖章,以表彰她在卫生保健和发展卫生事业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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